快穿：路人只想混到寿终正寝 第153章 宫斗文里被连累的三等宫女34

  第153章 宫斗文里被连累的三等宫女34

  更重要的是，一处隐蔽的天然良港内，设施逐渐齐备。

  施世骠水师的一支分舰队开始以此为前进基地，常态化巡弋九州南部至琉球海域。

  曾静站在屋久岛新建的瞭望塔上，望着港湾内升起的炊烟和正在装卸的货船，对身旁的副手说：

  “萨摩已入彀中，长州半只脚踩了进来。接下来，该是让九州其他藩国看看，跟着谁才有肉吃了。”

  他制定的“九州经济圈”计划悄然启动。

  以清国提供的资金、技术和清朝市场为吸引力，开始向肥前（佐贺）、肥后（熊本）等藩国伸出橄榄枝，提供类似的贷款、技术支持和贸易保障，条件自然是逐步疏离江户，向清国主导的秩序靠拢。

  紫禁城，养心殿。

  胤禛看着最新绘制的《东瀛局势详图》，九州南部已是一片醒目的淡红色（控制区），长州藩是浅红色（深度影响区），九州其他部分和四国一些地方标注着橙色（积极接触区）。

  江户幕府的控制范围，似乎被压缩在本州岛中部和关东一带。

  “陛下，荷兰、葡萄牙、甚至英夷的使者，近来都或明或暗地打听我们在日本的动作。”张廷玉禀报。

  “告诉他们，”胤禛放下朱笔，语气平淡却不容置疑。

  “大清与日本诸藩的友好往来，乃是互利互惠，维护东海太平。各国贸易，依例进行即可。若有谁想效仿荷兰人在南洋的故技……”

  他顿了顿：“东海的水，可比南洋深得多。”

  窗外春光明媚，胤禛的目光却仿佛穿透宫墙，越过了浩瀚的海洋。

  拿下东瀛，不是攻城略地，而是编织一张大网，用金钱、武力、技术、还有人心，一点点地将这个岛国拉入自己的轨道。

  萨摩的屈服，长州的靠拢，仅仅是这张网收起的第一个节点。

  他知道，江户幕府绝不会坐以待毙，其他西洋列强也必会插手。真正的风暴或许还在后面。

  但大势已然初成，帝国的脚步，一旦踏出，便不会再轻易收回。东海的波涛之下，新秩序的轮廓，正随着清国舰队的航迹，越来越清晰。

  雍正八年夏，随着《鹿儿岛补充协议》的签署与“九州经济圈”计划的悄然启动，东海局势进入了一个更加微妙而紧张的阶段。

  表面上的炮舰对峙虽已平息，但水面下的暗涌却愈发湍急。

  德川吉宗并非庸主。面对清国步步紧逼、强藩离心离德的危局，他深知必须有所行动，但直接军事对抗清国水师无异于以卵击石。

  他选择了更为复杂、也更具日本特色的反击方式：

  首先，政治与舆论动员。

  幕府以“尊王攘夷”的古训为旗号，秘密联络京都朝廷的公卿，试图获得天皇的“敕令”，将清国的行为定性为“窥伺神州、坏乱国体”。

  同时，通过寺院、学者网络，在知识阶层中散布“清虏贪婪，以商乱政，终将吞邦灭国”的言论，激发武士阶层的危机感与敌忾心。

  一时间，“锁国祖制不可违”、“警惕唐商乱邦”的声浪在不少藩国，尤其是与清国接触尚浅的东北（奥羽）、北陆地区泛起。

  其次，经济与情报对抗。

  幕府下令加强各藩对金银铜输出的管制（尽管萨摩、长州已难以执行），并试图串联畿内（大阪、京都）的豪商，抵制与清国“闽海商会”等关联商团的交易。

  同时，江户的“目付”（监察官）和密探活动加剧，重点侦缉与清国来往密切的藩士、商人，并试图向萨摩、长州内部渗透，离间其内部团结，扶持反清势力。

  然而，幕府的努力遭遇了结构性困境。

  财政匮乏是硬伤，各藩对幕府的“参勤交代”和军役负担本就怨声载道，如今幕府无法提供替代清国的经济援助，空喊“忠义”难以填饱肚子。

  更致命的是内部裂痕，以“黄先生”为代表的清国银弹攻势效果显著，部分幕阁老中和有影响力的大名，或受利益驱使，或慑于清国实力，主张“谨慎应对，避免决裂”，与主战派争吵不休。

  德川吉宗本人也陷入两难：过度强硬可能逼迫萨摩、长州彻底倒向清国甚至举兵；过于软弱则幕府权威荡然无存。

  北京与种子岛对幕府的动向洞若观火。曾静与施世骠、乃至紫禁城的胤禛，形成高度默契的联动。

  军事上保持高压与精准威慑。

  施世骠的舰队以屋久岛、种子岛为基地，巡航范围北至关门海峡，西至五岛列岛，定期展示武力。

  但行动极为克制，绝无故扰他藩海岸，反而多次“协助”打击真正的海盗（实则为幕府或某些敌对藩国暗中支持的小股水匪），树立“海域秩序维护者”形象。

  同时，向长州、乃至暗中接触的肥前藩，继续有限度地输送改进型火器（如射速更快的燧发枪和爆破弹），并派遣军事顾问帮助训练新式“铳队”，增强亲清藩国的自保与威慑能力。

  经济与文化渗透加速深化。 “九州经济圈”计划全面铺开。

  清国以“低息开发贷款”为诱饵，吸引肥前（有田烧瓷器）、肥后（米粮、木材）等藩国加入以清国为中心的原料采购和商品销售网络。

  来自大清的廉价生丝、棉布、药材，以及精美的瓷器、漆器，冲击着日本本土产业，但也带来了繁荣的商机。

  更重要的是，曾静主持的“理事衙门”开始有意识地引入一些汉文典籍（经过筛选）、中医诊疗术，并在租借地开设兼教汉话的“义塾”，吸引藩国下层武士和町人子弟就学，潜移默化地施加文化影响。

  政治手段更加灵活，对于幕府的“尊王”宣传，清国方面通过渠道向京都朝廷传达截然不同的信息：

  大清皇帝尊奉儒学，敬天法祖，对日本天皇绝无轻慢之心；清日往来乃“字内商贸之常，礼义之交”，幕府锁国才是隔绝王化。

  同时，加大力度拉拢对幕府不满的其他势力。

  除了长州，清国密使开始接触土佐（山内家）、水户（德川御三家之一，但学术上尊王，对幕府时有批评）等藩的有力人士，提供“友好通商”的许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