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门宰相 寒门宰相 第842节

  章越对王安石道：“丞相，章某今日来意已明了，邓绾，吕嘉问弹劾虽不是丞相授意，但赵盾赵穿之事，章某无话可说。”

  春秋晋国时晋侯无道，执政赵盾屡屡劝谏，结果被晋侯派人刺杀。

  赵盾当即就跑，跑到国境边上后，听说晋王被其弟赵穿杀了。于是赵盾回到晋都继续当执政，哪知史官董狐却书道‘赵盾弑其君’。

  赵盾听了立即跑去问董狐，明明不是我杀的晋王，你干嘛把罪名安我头上。

  董狐正色道，你是正卿，既然逃亡，不逃离国境，如今回来了。你身为执政，对赵穿弑君没有半点处罚的意思。此事不是你干的，还是谁干的？锅必须由你来背。

  章越言赵盾赵穿之事言下之意，就算你王安石不知情，但你王雱干的与王安石干的有什么区别啊？

  王安石闻言看了王雱一眼。

  王安石对章越道：“今日幸亏章公事先得知此事，才令犬子没有铸成大错！”

  “仆可以向你保证，邓绾，吕嘉问二人绝不会弹劾于章公！以后也不会再有！”

  “相信仆的话，邓绾，吕嘉问还是不敢违背。”

  王安石对王雱道：“你先退下，以后不要过问朝中之事了。”

  王雱见王安石对他流露出失望之色，从小到大都没有如此过。王雱依言向王安石行礼离开。

  走到自己卧房时，猛然胸口一痛，一口血喷出。

  王雱用袖子一兜，看着殷红的鲜血不由惨笑。他性子也是极硬也不喊人来医治，依着墙缓缓坐下，两道泪水从面而下。

  王雱离开后，王安石对章越道：“今日之事是犬子之过，也是仆教子无方，如今向章公赔不是了。”

  章越忙道：“章某方才莽撞孟浪，还望丞相恕罪！”

  王安石对章越道：“雱儿自小有心疾，我请一位名医看过，曾言活不过三十岁。”

  “我记得他少时没这般偏激，遇事反而不敢言语，我对他心疼，素来照顾，从来不肯轻责一句，心想让他快快活活的了此一生。”

  “他是极聪明的人，什么事都一学便知，闻一知十。当年我也不如他聪明。可惜，可惜，实没料到最后……”

  王安石颓然地挥了挥手道：“不说这些了，你今日来此能问仆，而不是先面君。着实挽回了仆和犬子的名声，足见你是真君子。”

  “而君子易退难进，故而你要辞相时，仆才出声挽留你。仆要退了，此去钟山再也不问世事了。”

  “而以后这天下就拜托章公了！”

  第1007章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两更合一更）

  熙宁十年三月。

  王安石以子王雱病为由，再度提出辞相。

  官家照例不准，并给王安石假，同意他在家抚视，

  但王安石不再同意，五度上疏，最后命下罢其宰相之位，为镇南军节度使，判江宁府。

  旨下之时，王安石正寓居在定力院内。

  第一次罢相时，他也是住在此际，如今仍住在此院中，看着满园春光明媚作诗一首。

  江上悠悠不见人，十年尘垢梦中身。

  殷勤为解丁香结，放出枝间自在春。

  此诗是仿陆龟蒙所作（江上悠悠人不问，十年云外醉中身。殷勤解却丁香结，纵放繁枝散诞春）。

  他又居定力寺想起前诗来，此刻他便坐在丁香树下看着章越送来的书信。

  此信也算是章越对当初王安石在府上，隐隐以朝政托之的一等回复。

  对章越而言，朝政不是最要紧的，在朝政之上更要紧的是【国是】。

  这是章越一入京后吩咐陈瓘所为之事，二人就此增删七次，常常讨论半日。直到今日章越给王安石书信一封。

  说是书信一封其实也是进卷。

  犹如章越孑然一身至京城时，将文章投遍公卿，两制大臣求得赏识引荐一般。当时章越三度投文王安石，还曾亲自登门求其青睐。

  时过境迁，章越再书王安石，宛如当时投文心境一般。

  在信中自述彷徨如学生请教师，王安石见此微微叹息，章越这么多年了，依旧还是那么恭谦谨慎，有醇醇之风也。

  章越这一封书信的题目便是‘孟子亦言利’。

  王安石看章越的题目时候笑了。

  众所周知王安石是最推崇孟子的人，时人讽刺王安石的观点与孟子如出一辙，只是区别在一个整天言利，一个从不言利。

  故而王安石看到章越‘孟子言利’不由会心一笑。

  义利之辨是儒者第一事。

  义利之辨就是出自孟子，《孟子》的一章。

  孟子见梁惠王。

  王问，老头，你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答说，王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

  这就是孟子头一章头一句，读过孟子书的人都知道。

  章越言，五经之首《易经》，言利有一百八十四处，言不利的有二十八处。

  易经所言的元亨利贞，及利或不利。

  被奉为五经第一经，华夏各家流派之祖的易经教的就是你如何【利用安身】之道。

  易经研究的就是如何‘趋吉避凶’，如何‘大吉大利’，这个思想可谓融入每位华夏子民的血脉之中，为三教九流所共奉。

  如果说孟子否定了‘利’，也就是否定了五经之首的《易经》。

  何为利？何为义？

  孟子言墨子所云的‘义’，乃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就是头磨破了脚擦伤了，也要为利于天下之事。

  杨子所云的‘利’，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之，你要我拔下一根毛利于天下，我也不干。

  墨子之‘义’，乃‘无私’，如果人人都不利己，心里头完全没有自己才能利天下。

  扬子的‘利’，乃‘自私’，如果人人都利己完全不利他，才能利天下。

  孟子批评墨子扬子都不是‘中用’之道，而是执一之道。执一之道是贼也，举一而废百。

  孟子所云的‘义’和墨子所云的‘义’不同。

  孟子之‘义’乃‘中用’之道，兼顾利己利他。但中用之道不是折中和调和，如何中用？必由【诚】出发，那就是‘仁义’。

  什么是‘仁义’？

  仁义就是‘大利’，‘远利’，而梁惠王有何‘利’吾国的所言的‘利’是‘短利’，‘近利’。

  短‘利’，近‘利’人人都会，地上有一百块，你不用教谁都懂得捡起来。

  但因为捡这一百块，若被东家或让失主看到了，那么利则为害。或者二者都没有，从此滋生了不劳而获，守株待兔的思想，这都是害。

  人之所以染上赌瘾，都是从一开始赌博赢钱开始的。

  所以孟子的‘仁义’是劝梁惠王舍‘近利’逐‘远利’，只有‘仁义’才是‘远利’，不要舍大取小。

  这才是孟子符合易经‘趋利避害’的地方。

  通过利他来达到利己，这是儒家的‘义’，而后世的朱熹看别人不明白，于是急了赶紧悄悄声补了一句‘不求利无不自利’。

  如果说孔子定义了什么是‘仁’，那么孟子定义了什么是‘义’。

  墨子牺牲自己，奉献他人的‘义’，非常地崇高非常的伟大，但大部分人做不到。而孟子的‘义’，才是兼顾‘利义’的中用之道。

  易经的‘趋利避害’之道就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只是后世儒者将‘义’和‘利’片面地对立起来。

  因此章越给王安石上书孟子也讲‘利’。

  王安石看章越之书心底大大认同，司马光抨击自己‘头会箕敛’，违反了‘孟子之志’。

  王安石反击道：“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害，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

  后来王安石又与曾公亮说‘孟子所言利者，为利吾国。如曲防遏汆，利吾身耳。至狗彘食人食则检之，野有饿孳则发之，是所谓政事。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

  章越用易经‘趋利避害’，‘孟子‘言利’实质上的支持了王安石，也表明日后若他主政的【国事】上于此不变。

  信在这里章越只写了一半，下面说了为何‘仁义’之不行。

  老子言‘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庄子言‘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老子和庄子对儒家这一套‘仁义’都不感兴趣，甚至嗤之以鼻。

  是老子庄子错了？还是孔子孟子错了？

  说到做到不是一回事。你要达到‘仁义’的目的，不能用‘仁义’的名义来提倡。

  否则越提倡‘仁义’，世道就越虚伪。提倡什么，什么就衰弱。你一用力就跑偏，‘着力即差’。

  要实行‘仁义’，必须反者道之动也。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正是因其不仁，所以才仁万物。

  所以人道要法天道，为政也要不‘仁’。这点上法家才是看得最透彻的那一个。

  韩非子有言‘君之于民，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

  对君主而言老百姓的作用就是，君王有难，百姓就要为君王而死，若无事，百姓就要996干到死来奉养君王。

  法家说话不好听，但是一针见血，句句都是大实话。

  ‘害生于恩，恩生于害’。怨恨都是生于恩惠之中，反之斯德哥尔摩症者大有人在。

  严刑峻法之下，反生出感恩戴德之心。

  所以治国当求‘仁义’，却不可一味以‘仁义’之道治国，必须辅以法家。

  王安石看到这里时，纸张随之在春风微微颤动。

  王安石心道，若是早遇章越二十年，自己当将他收之门下，如此何必托之吕惠卿，曾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