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过。听说你头疼。”
李知溪抿了一下嘴唇。
她知道江天不是路过,这个厂区里没有什么是能让他“路过”卫生院的。
但他没有戳穿,她也就没有戳穿。
“没事。就是有点累。”
江天没有接她的话。
他从棉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放在她手边的椅子上。是一包水果糖,副食铺子里拿的,透明的玻璃纸包著,里面是五顏六色的硬糖块。这东西在这个年代比药还稀罕。
“甜的。吃了不头疼。”
李知溪看著那包糖,嘴唇动了动。
她想说谢谢,想说不用,想说她自己有糖,她每天早上都往他缸子里放一勺白糖,她自己当然有糖。但她最终什么都没说,只是伸手把糖拿起来,攥在手心里。
她攥得很紧。玻璃纸在掌心里发出细碎的声响。
窗外的风吹进来,把走廊尽头那扇没关严的门吹得咣当响了一下。锅炉房的轰鸣声远远地传过来,闷闷的,像是大地在呼吸。两个人就这么沉默地坐著,坐在一张掉了漆的长条木椅上,中间隔著一包水果糖的距离。
“江天。”
李知溪的声音忽然响起来,很轻。
“他们说我的那些话……说我跟你……”
她没有把这句话说完。
江天知道她想问什么。
她想问的不是“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她知道那些是假的。
她想问的是:“我连累你了吗?”
“李知溪。”
她抬起眼睛看他。
这是她今天第一次正眼看他。
江天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陈述一件不容置疑的事实:
“他们说你不好,是因为他们嫉妒你有好东西。但他们说你跟我在一起不好,这句话本身就有毛病。”
“什么毛病?”
“跟我在一起,是好事。”
李知溪愣住了。
她瞪著眼睛看了他两秒钟,然后忽然別过脸去。
她的耳朵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浅粉变成了深红,比那次画灯笼的时候红得更快、更透、更彻底。她把手里的糖包攥得哗哗响,想说什么,又觉得说什么都不对。
江天站起来,把棉大衣裹紧了些。
“明天你正常上班。不用躲。该送稿子送稿子,该给我倒糖水就倒,明天糖放多点。”
“谁给你倒糖水了。”
她的声音闷闷的,还在跟那包糖较劲。
江天笑了一下,转身往外走。
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 没有回头,只是偏了偏头,说了一句。
“我说了,交给我来处理。”
然后他推开门,走进了走廊里的冷风里。身后的门在风里晃了两下,轻轻合上了。
候诊室里安静了好一会儿。然后李知溪低下头,把手里的糖包拆开了一个角,拿出一颗橘色的硬糖,放进嘴里。
甜的。
她靠在木椅背上,闭了一下眼睛。
嘴唇微微动了一下,像是在默念什么。
风从窗缝里吹进来,把她耳侧的碎发吹得一颤一颤的。
这一次,她没有用手去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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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富贵是下午到的供销社。
他的自行车停在供销社后门,用一条铁链子锁在电线桿上。
这辆自行车他骑了十来年,车把上的漆都磨光了,露出底下鋥亮的铁管。后座夹著一个黑色的旧皮包,皮包外面看著鼓鼓囊囊,像是装了不少东西。
供销社后院的仓库里,李禿子已经在等著了。
李禿子是个矮胖的中年人,头顶禿了一圈,剩下几根稀疏的头髮横著梳过去盖住头皮,被油粘得服服帖帖。
他穿著一件油腻腻的蓝布棉袄,坐在一张三条腿的木凳上,翘著二郎腿,手里夹著一根没点著的烟。
“老许,你昨儿说的那事,我帮你打听了。”
李禿子把烟叼在嘴里,划了根火柴点上,吸了一口,
“厂纪委那边我有个熟人,说匿名举报信只要写得够具体,他们必须受理。
一受理就得约谈,一约谈就有记录,有记录就能拿来查。查不查得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查这个过程,人就臭了。”
“举报信我写好了。”
许富贵从旧皮包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在膝盖上。
信封是用糨糊封的口,没有署名。
“不过我不想自己递。你自己递容易被人说公报私仇。”
“你打算让谁递?”
“许大茂。他是厂里的职工,以职工代表的名义举报,合规矩。上面要是查下来,他也是受害者,婚房被抢,工作被压,举报是行使正当权利。”
李禿子吸了口烟,点了点头。
这套路数他太熟了。
举报这种事,最怕的不是查,是查了以后发现举报人动机不纯。但只要把动机藏好,把举报人包装成“维护厂纪厂规的正义职工”,那就什么事都没有。
“那小子会写举报信?”
“不会。我给他写的,他抄一遍就行。”
许富贵拍了拍膝盖上的信封,
“按手印也是他按。明天一早就递上去。”
李禿子把菸头丟在地上踩灭了,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灰:
“纪委那边我提前打个招呼,让他们儘快受理。老许,这招要是成了,那小子就算不被赶出厂,至少也得停职调查。到时候他那几间房空出来,”
“房子是次要的。”
许富贵站起来,把皮包夹在胳膊底下,脸上的表情在仓库昏暗的光线里显得格外阴沉,
“我要让那小子知道,在这四九城里,谁才是说了算的人。”
他没有再多说什么,夹著皮包走出了仓库后门。
自行车链条哗啦哗啦响了一阵,然后车轮碾过碎石子路面的声音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巷子尽头。
李禿子站在仓库门口,又点了根烟。
他看著许富贵消失在巷口的背影,嘴角的肌肉动了一下,也不知道是在笑还是在咬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