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1985：渣男改拿深情剧本 第72章 一次深入的採访

图书馆。

顾寻坐在图书馆靠窗的位置上，手里的钢笔顿了顿。

窗外飘进来几片银杏叶，落在摊开的稿纸上，像金色的书籤。

他轻轻捡起一片，对著阳光看了看。

叶脉清晰，边缘已经微微捲曲。

今天是周三，下午有採访。

《文艺报》的专栏《城乡手记》发到第三期，渐渐有了一些反响。

上周宋知夏带来消息。

“我哥说，有记者想採访你。”

顾寻当时就愣住了。

他才大二，虽然大一就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坡上宴》，后来又陆续发了几篇，还在《文艺报》开了专栏，但总觉得这些都是侥倖。

採访？

他有什么值得採访的？

“別急著拒绝啊。”

宋知夏劝道。

“我哥说了，这不是为你个人，是让更多人看到农村青年的可能性。

你想，你的经歷，对那些还在乡下读书的孩子来说，是多大的鼓励啊！”

这话打动了顾寻。

他想起了黄土坡的孩子们，想起了妹妹小月。

小月在信里说，村里好多孩子都把他当榜样，说他能从黄土坡考到清华，还能发表文章，太了不起了。

如果他的故事能鼓励更多孩子好好读书，那接受採访就不是一件私事。

他答应了。

採访安排在下午两点，地点是图书馆一楼的小討论室。

中午，顾寻回宿舍换了件乾净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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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母亲做的那件藏蓝色布褂，很整洁。

刘建军看见他换衣服，打趣道。

“哟，顾寻，这是要去见丈母娘啊？”

“去接受採访。”

顾寻老实说。

“採访？”

刘建军瞪大眼睛。

“行啊你小子！大二就混到被採访了！哪个报社的？”

“《文艺报》介绍的，具体哪家不清楚。”

“好好说！给咱们宿舍长长脸！”

刘建军用力拍他肩膀。

“別紧张，有啥说啥！”

王维从书本里抬起头，推了推眼镜。

“顾寻，记得实事求是就好。

你的经历本身就很有说服力。”

陈建国正在擦他的运动鞋，抬头说了句。

“领子。”

顾寻低头一看，领子確实有点皱。

下午两点，他准时来到討论室。

房间不大，摆著一张长桌，几把椅子。

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在桌上投出一块明亮的光斑。

已经有人等在那里了。

是个三十多岁的女同志，穿著灰色的列寧装，齐耳短髮，戴著一副黑框眼镜。

她面前摊开一个笔记本，手里拿著一支钢笔。

看见顾寻进来，她站起身，伸出手。

“顾寻同学吧？我是《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姓林。”

“林记者好。”

顾寻和她握手。

她的手很暖，很有力。

两人在桌边坐下。

林记者从包里拿出一个军用水壶，倒了两杯水，推给顾寻一杯。

“喝点水。”

“谢谢。”

顾寻接过，双手捧著搪瓷缸子。

水温温的，正好。

林记者翻开笔记本，开门见山。

“顾寻同学，我读过你的《坡上宴》，也看了你在《文艺报》上的专栏。

很朴实，很真诚。

今天来，就是想和你聊聊，聊聊你的故事，聊聊你的写作。”

她的声音很温和，没有咄咄逼人的气势。

顾寻紧张的心情稍微放鬆了些。

“那我们从头开始吧。”

林记者说。

“我了解到，你是1985年从甘肃黄土坡考到清华的。

能说说当时的情景吗？”

顾寻喝了口水，缓缓开口。

“那时候家里穷。

我考上清华的消息传到村里，大家都高兴，但也都发愁。

路费凑不出来。”

他停了一下，眼前浮现出那个秋天的画面。

“后来，村里摆了坡上宴。

乡亲们从牙缝里省出钱、粮票、鸡蛋。

老顾叔拿个红皮本子，和小月一笔一笔地记，叫恩情簿。

我记得，张家五毛，李家三斤粮票，王家十个鸡蛋”

他说得很慢，每一个细节都记得很清楚。

林记者认真地听著，不时在笔记本上记几笔。

“那本恩情簿，你还留著吗？”

“留著。”

“到了清华之后呢？適应吗？”

顾寻想了想。

“一开始不太適应。

城市很大，学校很大，同学来自全国各地。

但我运气好，遇到了很好的室友，也遇到了愿意帮助我的老师。”

“我听说你大一就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作品？”

“是。”

顾寻点点头。

“《坡上宴》。

写的就是村里为我摆百家宴的事。

当时写完了，也不知道该投哪里，就鼓起勇气投给了《人民文学》。

没想到李敬泽编辑看了，觉得不错，亲自给我回信，指导我修改。”

“大一就能在《人民文学》发表，很了不起。”

林记者由衷地说。

顾寻摇摇头。

“不是我写得有多好，是故事本身打动人。

黄土坡乡亲们的情义，那种从牙缝里省出钱粮也要供一个孩子读书的劲儿，本身就很有力量。

我只是如实写下来。”

“稿费怎么用的？”

“大部分寄回家了。”

顾寻说。

“家里需要用钱。

剩下的买书，买稿纸。

那时候我还在图书馆做勤工助学，生活费勉强够。”

“《城乡手记》这个专栏，是怎么开始的？”

“是《文艺报》的宋编辑。

宋知夏同学的哥哥。

邀请我写的。”

顾寻说。

“他说看了我的文章，觉得我对城乡之间的观察很细腻，问我愿不愿意开个专栏，每月一篇，写写这方面的见闻。”

“你写得很好。”

林记者说。

“特別是写胡同里周师傅的小饭馆那篇，那种烟火气，那种人情味，写得很生动。

你是怎么想到写这个的？”

顾寻笑了笑。

“我常去周师傅那儿吃饭。

他是返城知青，在陕北插过队，会说几句我们那边的方言。

他的小饭馆叫回家吃饭，他说，开饭馆不是为了挣大钱，是为了让那些回不了家的人，能在这里吃口热乎饭，感受一点家的味道。”

他停了一下，又说。

“我觉得，周师傅的饭馆，就像一座桥。

连接著首都和陕北，连接著城市和乡村。”

林记者点点头，在笔记本上记了几笔。

“你现在大二了，课业重吗？怎么平衡学习和写作？”

“课业確实不轻。”

顾寻老实说。

“但我们系的老师都很好，知道我在写作，也很支持。

时间上我起得比较早，每天早晨六点开始写，写到八点，然后去上课。

晚上如果没有课，也写一会儿。

周末时间多一些。”

“每天都能坚持？”

“儘量坚持。”

顾寻说。

“写作就像种地，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每天写一点，哪怕只写几百字，也比什么都不写强。”

林记者笑了。

“这个比喻很生动。

你觉得自己是那种有天赋的写作者吗？”

顾寻想了想，摇摇头。

“我不知道什么叫天赋。

我就是喜欢写，想把看到的人和事写下来。

如果非要说什么天赋可能就是对生活的观察比较细吧。

在黄土坡长大，看惯了土地上的春种秋收，看惯了乡亲们的喜怒哀乐，这些经歷让我对生活有一种本能的关注。”

“你的长篇小说写得怎么样了？”

林记者问。

“《旱塬纪事》。”

顾寻说。

“写了快四个月了，现在有三十多万字。

预计年底前完稿。”

“写长篇和写短篇有什么不同？”

“很不一样。”

顾寻认真地说。

“短篇像短跑，需要爆发力。

长篇像马拉松，需要耐力。

写长篇最难的是保持节奏，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

有时候写著写著，会觉得人物活了，故事自己往前走，那种感觉很奇妙。”

“写作过程中，有没有特別困难的时刻？”

“有。”

顾寻坦言。

“有时候卡住了，几天写不出一个字，就会怀疑自己。

我能写完吗？写得有价值吗？

但每次想到黄土坡，想到那些在土地上劳作的人，就又有了动力。”

他想起那些熬夜写作的日子。

秋天的夜晚，图书馆里很安静，只有他一个人。

檯灯的光晕在稿纸上圈出一小片温暖。

窗外是清华园静謐的夜色，窗內是他与文字孤独的对话。

“支撑你写下去的动力是什么？”

林记者问。

顾寻沉默了一会儿。

这个问题，他问过自己很多次。

“是责任。”

他缓缓说。

“对黄土坡的责任，对乡亲们的责任。

他们用恩情簿托举我出来，我不能只是自己往前走。

我要用我的笔，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让更多人看到。”

他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像经过深思熟虑。

“还有是对文字本身的责任。

李编辑说过，文字是有重量的。

写下的每一个字，都要对得起这份重量。”

林记者认真地记录著。

房间里很安静，只有钢笔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和窗外隱约传来的风声。

“你在写作上，有什么特別想感谢的人吗？”

“很多。”

顾寻说。

“感谢李敬泽编辑，他给了我第一次发表的机会，也给了我很多指导。

感谢图书馆的赵老师，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一份工作。

感谢宿舍的室友，他们从不因为我是农村来的而看轻我。

感谢读书会的朋友，和他们的討论让我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

他停了一下，补充道。

“当然，最感谢的是黄土坡的乡亲，是我的母亲和妹妹。

没有他们，我走不到今天。”

採访进行了快两个小时。

林记者的问题很细致，从创作细节到生活琐事，从对文学的理解到对时代的观察。

顾寻都一一回答，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刻意的拔高，就是朴朴实实地讲述。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討论室里的光线变得柔和，桌上的水已经凉了。

林记者合上笔记本，看著顾寻，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顾寻同学，回顾你走过的路。

从黄土坡到清华园，从农村娃到大学生、作者。

你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吗？”

顾寻没有立刻回答。

他低下头，看著自己粗糙的、指节分明的手。

那是从小干农活留下的痕跡。

然后又抬起头，看向窗外。

暮色中的清华园静謐而庄严，远处的教学楼亮起了灯。

“是幸运的。”

他最终说，声音很平静。

“但不是因为我考上了清华，也不是因为我发表了作品，更不是因为我今天坐在这里接受採访。”

他顿了顿，一字一句地说。

“我的幸运，是因为我背后有整个黄土坡。

有那些从牙缝里省出钱粮的乡亲，有那些用颤抖的手在恩情簿上按下手印的乡亲，有那个不识一字却咬牙供我读书的母亲，有那个说哥，我要像你一样考到首都的妹妹。”

“我的幸运，是很多人的托举。

是他们用肩膀把我扛起来，让我看到了更远的地方。

而我，只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做了我该做的事。”

他说完了。

房间里一片安静。

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暉从窗户斜射进来，正好照在他脸上。

那张年轻的脸庞被镀上了一层金色，眼神清澈而坚定。

林记者很久没有说话。

她只是看著顾寻，看著这个穿著布褂、眼神朴实的青年。

然后，她轻轻点了点头，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行字。

“谢谢你，顾寻同学。”

她收起笔和本子。

“今天的採访很有收穫。

你的故事，你的思考，都会原原本本地呈现在报导里。”

“应该是我谢谢您。”

顾寻站起身。

“愿意花时间来听我说这些。”

两人握手告別。

林记者背著包走了，顾寻一个人留在討论室里。

他没有立刻离开，而是在椅子上又坐了一会儿。

窗外的银杏叶还在落，一片，又一片。

图书馆的灯一盏盏亮起，在渐浓的暮色中温暖而明亮。

顾寻想起林记者最后问的那个问题。

“你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吗？”

是的，他是幸运的。

但这份幸运，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是母亲在煤油灯下缝补衣裳熬红的眼睛换来的，是乡亲们从牙缝里省出的每一分钱堆起来的，是他在图书馆无数个清晨的苦读写出来的。

幸运的背后，是无数具体而微的努力、付出和坚持。

他站起身，收拾好东西，走出討论室。

走廊里很安静，只有他自己的脚步声在迴响。

走到图书馆门口时，他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

那个小房间的门还开著，里面空无一人。

但刚才那两个小时的对话，那些真诚的问答，还留在空气里，像某种看不见的印记。

推开图书馆的大门，秋夜的凉风扑面而来。

顾寻裹紧了衣服，走进夜色中。

银杏大道上的路灯已经亮了，昏黄的光晕照著满地的落叶。

有几个学生在路上散步，笑声在夜色中清脆地迴荡。

远处食堂飘来饭菜的香气，是人间烟火的味道。

回到宿舍时，屋里正热闹。

刘建军在泡脚，王维在看书，陈建国在整理床铺。

看见顾寻回来，刘建军立刻问。

“怎么样？採访顺利吗？”

“还行。”

顾寻放下书包。

“记者都问啥了？”

王维也抬起头。

“问了很多。

从黄土坡问到清华园，从写作问到生活。”

“你怎么说的？”

刘建军好奇。

“就实话实说。”

顾寻笑了笑。

陈建国难得地插了一句。

“实话实说最好。”

顾寻拿出纸笔，准备给家里写信。

他要告诉母亲採访的事，要告诉妹妹好好学习，要告诉乡亲们，他在首都一切都好。

笔尖落在信纸上，他写道。

“娘，小月：你们好。

首都已经入秋了，天气转凉，你们要多添衣裳。

我一切都好，勿念。

最近有记者来採访我，问了很多咱们黄土坡的事。

我一五一十都说了，说了百家宴，说了恩情簿，说了您承包果园的事”

那些遥远的记忆，那些具体的人和事，此刻都如此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他知道，无论走多远，这些记忆都是他的根。

夜深了，宿舍楼渐渐安静下来。

顾寻写完信，仔细折好，装进信封。

窗外，秋风吹过，银杏叶沙沙作响。

顾寻躺在床上，睁著眼睛看著天花板。

今天採访的每一句话，每一个问题，每一个回答，都在脑海里回放。

特別是最后那个问题。

“你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