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你我他 第六十一章 周景熙的转机

2008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周景熙收到了一本杂誌。

杂誌是邮寄来的，牛皮纸信封，上面贴著一张邮票，盖著bj的红戳。他拿到信封的时候，手就在发抖。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收到样刊了，但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寄来的不是省里的刊物，是国家的——《中国作家》。他投给《中国作家》的那篇中篇小说叫《石桥》，写的是他的家乡，写的是那条溪，那座山，那棵大樟树。写的是那些在他记忆里活了三十多年的人——父亲、母亲、李觉、蒋琪、周日乐、蒋田园、周起琼、周峰、蒋刚立、周海、周灵敏、蒋大壮、蒋婷。写的是他们的生老病死、爱恨情仇、悲欢离合。写的是那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从八十年代初到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他把那个故事写了整整一年。每天晚上下了班，別人都在打牌、看电视、閒聊，他一个人坐在床上，就著那盏昏黄的檯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写完了改，改完了誊，誊完了再改。他算了算，大大小小改了不下二十遍。小陈说他魔怔了，连做梦都在念叨那些人的名字。

他把信封撕开，抽出里面的杂誌。封面很素雅，白色的底，上面印著几个黑色的字——《中国作家》。他翻开目录，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周景熙《石桥》”。他的手抖得更厉害了，抖得连杂誌都拿不稳。他翻到那一页，看到了自己的文章。密密麻麻的字，印在纸上，铅字，端端正正的。他读了一段，又读了一段。那些字他太熟悉了，每一个字都是他写的，每一个句子都是他改过的。但印在纸上，就不一样了。它们像是有了生命，有了重量，有了温度。

小陈从车间回来，看见他坐在床上发呆，手里拿著一本杂誌。“景熙哥，你怎么了？”

周景熙抬起头，看著他，想说什么，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他把杂誌递过去。小陈接过来，看了看封面，又看了看目录，眼睛一下子瞪得溜圆。“《中国作家》！景熙哥，你的文章上《中国作家》了！”

周景熙点了点头。

“你太厉害了！”小陈的声音很大，把隔壁床的老刘都惊动了。老刘探过头来，问：“什么事？”小陈把那本杂誌举起来，说：“景熙哥的文章上《中国作家》了！”老刘不懂什么是《中国作家》，但看小陈那么激动，也跟著高兴，说：“好！好！”周景熙坐在床上，看著他们，眼眶热了。

那天晚上，他给刘老师打了个电话。刘老师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景熙，你熬出来了。”

周景熙没有说话。他握著手机，眼泪流了下来。十几年前，他在海南的橡胶林里，在那些孤独的夜晚，在煤油灯下，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他不知道能不能发表，不知道能不能当作家，不知道这条路能不能走通。他只是写，不停地写，写到手指发麻，写到眼睛发花，写到天荒地老。他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打工，挣钱，养家，老了回石桥村种地。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他的名字会出现在《中国作家》上，他写的故事会被全国的读者看到。

刘老师在电话那头说：“你知道《石桥》好在哪里吗？”

周景熙摇了摇头。他当然觉得自己写得好，但好在哪里，他说不上来。

“好在真实。”刘老师说，“你写的是你亲身经歷的事情，是你亲眼见过的人。你没有编，没有造，没有夸大，也没有缩小。你把那些人和事原原本本地写出来了，连骨头带肉，连血带泪。这种文章，別人写不出来。因为別人没有经歷过你经歷的那些事，没有见过你见过的那些人。这是你的財富，谁也抢不走。”

周景熙想起在海南的日子，想起那些凌晨三点的黑暗，那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那些蛇、蚂蟥、蚊子，那些汗水和泪水。想起在舟山的日子，那些石头、灰尘、炸药，那些命悬一线的瞬间。想起在gz、sh、hz流浪的日子，那些飢饿、屈辱、欺骗、绝望。那些日子，苦得像黄连，但他把它们写下来了。他没有让它们白白过去，没有让它们烂在肚子里。他把它们变成了字，变成了文章，变成了书。这是他的財富，谁也抢不走。

“刘老师，谢谢你。”他说。

“谢我什么？”

“谢谢你教我写东西。”

刘老师在电话那头笑了。“我没教你什么。是你自己会写。我只是告诉你，你写的是对的。”

掛了电话，他坐在床上，把那本杂誌翻了又翻，看了又看。看自己的文章，看別人的文章。那些人都是全国有名的作家，有的他读过他们的书，有的他听说过他们的名字。现在，他和他们出现在同一本杂誌上。他不知道这算不算成功，但他知道，他离他的梦越来越近了。

过了几天，他接到了李觉的电话。

“景熙，我在报纸上看到你了！”李觉的声音很兴奋，“县里的报纸，有一个专栏，专门介绍你写了《石桥》这篇文章。说你是个打工的，在工厂开机器，业余时间写作，现在登上了国家级的刊物。全村人都知道了，都在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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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景熙愣了一下。“全村人都知道了？”

“都知道了！你爸高兴得不得了，逢人就说我儿子是作家，他的文章登在国家级刊物上了。你妈也高兴，杀了一只鸡，说要庆祝。我跟我老婆说，景熙是我兄弟，从小一起长大的。我老婆说，你这个兄弟有出息。”

周景熙笑了。他想起父亲的样子。他看得懂那张报纸。他会把那篇文章看了又看，看那个標题，看那个署名。他会在心里念出来——“周景熙，我的儿子。”他会高兴，会骄傲，会觉得这辈子值了。他供儿子读书，卖牛，借钱，咬牙撑了那么多年，终於撑到了这一天。

“景熙，你什么时候回来？”李觉问，“村里人都想见你。”

“过年吧。过年我就回去。”

“好。我等你。”

掛了电话，他坐在床上，又翻开了那本杂誌。他看到《石桥》的最后一页，有一段话，是他写给父亲的——

“我父亲不识字。他不知道我在写什么，但他知道我在写。每天晚上，我坐在煤油灯下写字的时候，他就坐在旁边，默默地陪著我。他不说话，也不看我写什么。他只是坐在那里，像一棵树，替我挡著外面的风。几十年过去了，我走了很多地方，吃了很多苦，但那盏煤油灯还亮著，那个人还坐在那里。”

这是他写得最动情的一段，也是他写得最快的一段。几乎是一口气写下来的，没有改过一个字。因为他写的不是別人，是他父亲。那个沉默的、倔强的、从不叫苦的男人。他卖牛供他读书，他坐在门口抽菸等他回来，他拄著拐杖站在院子里指挥盖房子。他从来不说什么，但他什么都做了。他是天底下最好的父亲。

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本子，翻开新的一页，拿起笔，写道：

“2008年秋，dg。今天，《石桥》在《中国作家》上发表了。刘老师说，我熬出来了。李觉说，全村人都知道了，都在说我。我爸高兴得不得了，逢人就说我儿子是作家。妈杀了一只鸡，说要庆祝。我妈从来不杀鸡的，除非过年。今天她杀鸡了，因为她高兴。我也高兴。十几年前，我在海南的橡胶林里，在煤油灯下，一个字一个字地写。我不知道能不能发表，不知道能不能当作家。现在我知道了。能。只要写下去，就能。爸，妈，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供我读书，谢谢你们等我回来。你们的儿子没有让你们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