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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的余热好似那些曾经沸腾的愤怒一样，在第一场秋雨落下时，迅速冷却成灰。时间杀死了很多东西。它杀死了激情，杀死了耐心，也杀死了正义！
1991年的秋天来得格外早。曼哈顿的梧桐树叶还没来得及变黄，就直接枯萎掉落。它们铺满了第57街的柏油路面，被过往的豪车碾成黑色的泥浆。
福克斯·穆德坐在一间廉价汽车旅馆的床上。
床头柜上的檯灯忽明忽暗，发出阵阵电流的滋滋声，隨时都会熄灭。
他的手里捏著一封刚从法院寄来的掛號信。
这是德拉瓦州破產法院最终裁定的“判决书”。或者更准確地说，是一份“投降协议”。
信纸很厚，用的还是那种昂贵的棉浆纸，摸起来很有质感，甚至带著一丝淡淡的香气。
这种纸通常用来列印外交国书，或者顶级富豪的遗嘱。
但在今天，它用来列印一份死亡通知单。这是沃特製药，確切地说是其新成立的子公司“沃特生物责任有限公司”出的最终和解方案。
“全球人道主义援助基金”。
名字起得悲天悯人，就像红十字会的募捐项目，或者某个教会的慈善晚宴。
基金总额高达6亿美元。
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媒体在欢呼，各大报纸的头条都在歌颂这一“歷史性的时刻”。《华尔街日报》称这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典范”，《纽约时报》称这是“受害者的福音”......
对於当时年收入只有几万美元的普通美国家庭来说，6亿美元听起来像是一座金山，足以解决所有的苦难。
但穆德翻到了协议的第14页。
那里用密密麻麻的小號字体，专门用来隱藏细节的6號字体，写著具体的分配条款。
他拿出的计算器，手指颤抖地按动著按键。
全球已知的血友病感染者约有2万人。加上输血感染的普通患者，以及那些因为使用了血液製品而感染爱滋病的人，潜在索赔人数可能超过3万。
600，000，000除以 30，000。
屏幕上跳出一个数字：20，000。
两万美元。
这就是一条人命的价格。
这就是一个孩子从確诊到死亡，经歷无数次併发症折磨、全身溃烂、免疫系统崩溃的价格。
这就是一个母亲看著孩子慢慢死去，却无能为力的补偿。
这笔钱甚至不够支付他们在icu里住两周的费用。
甚至不够买一年的azt。
更讽刺的是，根据通货膨胀计算，这两万美元的购买力，可能连一辆像样的福特轿车都买不到。
但在维克多的帐本上，这就足够买断一条命。
而且，这“慷慨”的6亿还是被逼出来的。
最初，维克多只打算扔出5000万，像打发叫花子一样。
他的律师团队计算过，5000万足够买通几个关键的工会领袖，再给那些闹得最凶的家庭发点“抚恤金”。
但半路杀出了一个意外——一个叫巴里·海因斯的三流脱口秀主持人。
这个留著大背头、在节目里喜欢砸椅子、满嘴脏话的流氓主持，虽然没有什么新闻操守，但他有著比迈克·华莱士更敏锐的嗅觉，以及比疯狗更凶狠的咬合力。
他在自己的深夜节目里连续一周播放受害儿童的惨状。
他没有展示数据，没有引用法律条文，他只是把镜头懟到那些因为免疫力崩溃而全身长满卡波西肉瘤的孩子脸上。
他用最煽动性的语言痛骂沃特製药，甚至號召观眾去维克多的庄园门口泼油漆、扔死老鼠。
“看看这些孩子！看看他们的皮肤！那是地狱的样子！”巴里·海因斯在电视里咆哮，唾沫星子喷满了镜头，“维克多，你晚上怎么睡得著？你的床垫是用这些孩子的骨头做的吗？”
正是这种无赖式的纠缠，加上全球各地的诉讼压力，才逼得维克多不得不把价码加到了6亿。
但这依然是个笑话。
在协议的附件b部分，有一个必须签署的条款，被加粗標黑：
“受领人確认：本款项仅为人道主义援助，並非基於任何法律责任的赔偿。付款方不承认任何不当行为（no admission of wrongdoing）。受领人一旦签字领取款项，即视为永久放弃对付款方的一切起诉权利。”
穆德死死地盯著那一行字。
*不承认任何不当行为。*
这就是他们最在乎的东西。不是钱，是名声，是法律上的清白。
是他们那张依然光鲜亮丽的脸皮。
他们杀死了几千人，摧毁了几万个家庭，把致命的病毒像糖果一样分发到世界各地。
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知道血液有问题，但他们还是卖了。
为了利润，为了报表，为了股价。
最后，他们扔下一点皮毛。
然后说：“这事儿跟我们没关係，我们只是发善心给你们点钱买棺材。”
甚至没有一句道歉！甚至没有承认哪怕一个字的错误！
只有冷冰冰的免责声明，和一张张带著血腥味的支票。
......
索尔·古德曼站在落地窗前。他的脚下，无数像蚂蚁一样的人群在街道上穿梭。
在他的身后，是一排正在疯狂工作的传真机。
“滋滋——滋滋——”
每一张吐出来的纸，都是一份签署好的“和解协议”。
“看来我们的『人道主义』攻势很奏效。”
索尔转过身，看著那一堆堆不断增高的纸山，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截止到今天下午三点，已经有12，450名受害者签署了协议。”
他的助手，一个年轻精干的哈佛法学院毕业生，正在匯报数据。
“签署率达到了62%。按照这个速度，到底月底，我们就能搞定90%以上的潜在诉讼者。”
“这就是人性的弱点，孩子。”
索尔走到一台传真机前，拿起一张刚刚吐出来的热乎乎的协议。
那上面是一个歪歪扭扭的签名。
“当一个人快要溺水的时候，你扔给他一根稻草，他都会把它当成救生圈。”
“我们不需要给他们救生圈，那太贵了。”
“我们只需要给他们一根稻草，一根涂了金粉的稻草。”
“两万美元。”索尔弹了弹那张纸，“对於我们来说，只是九牛一毛。但对於那些在绝望中挣扎的人来说，这是他们唯一能抓到的东西。”
“但是，古德曼先生，”助手有些犹豫地问道，“媒体那边......那个巴里·海因斯还在骂我们。”
“让他骂。”
索尔不屑地笑了笑，“骂得越凶越好。”
“愤怒是廉价的，也是短暂的。只要我们把钱发下去，只要那些受害者拿到了支票，愤怒就会像潮水一样退去。”
“毕竟，没有人会跟钱过不去。尤其是那些急需用钱救命的人。”
他把那张协议扔回纸堆里。
“记住，我们不是在做慈善。我们是在清理资產负债表。”
“每一个签名，都意味著一个潜在的法律风险被消除了。”
“每一个签名，都意味著维克多先生的股价又安全了一分。”
“这就是生意。冷酷，高效，不带任何感情色彩。”
......
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
这里是美国腹地，贫穷、虔诚、沉默。
煤矿关闭后，这里只剩下失业和绝望，还有那些不仅不慢的铁锈。
在一间破旧的单宽拖车房里，单亲母亲玛丽·苏正坐在摇晃的餐桌前，对著份协议发呆。
拖车房里闷热潮湿，只有一台老旧的风扇在吱呀作响。
她的儿子，11岁的比利，正躺在里屋的床上。
因为爱滋病引发的卡氏肺囊虫肺炎（pcp），他的呼吸声像破风箱一样呼哧作响。
桌上堆满了帐单：止痛药、抗生素、住院费、还有拖欠了三个月的电费催缴单。那张粉红色的催缴单上印著“最后通牒”的字样。
“妈妈，我疼。”
虚弱的声音从里屋传来，细若游丝。
玛丽·苏的心像被刀绞一样。她站起身，走到床边。
比利的脸瘦得脱了相，眼窝深陷，颧骨高耸。
原本活泼可爱的孩子，现在看起来像是一个缩小的骷髏，裹著一层薄薄的皮。
他的皮肤上布满了紫色的斑点，那是卡波西肉瘤，是死神留下的吻痕。
“忍一忍，宝贝，忍一忍。”她抚摸著儿子滚烫的额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她的手粗糙而乾裂，常年的劳作磨平了她的指纹。
医生开的马飞已经吃完了。
在这个被阿片类药物淹没的国家，真正需要止痛的人却往往买不起药。
她没有钱再去买新的。
社区药店的杰克大叔虽然好心，但他也拒绝赊帐了，因为她的信用评级已经彻底破產。
连同她的生活一起，破產了。
她回到餐桌前，看著那份协议。
只要签个字，两万美元的支票一周內就会寄到。
那是两万美元。
有了这笔钱，她就能买药，能交电费，不用担心明天被断电。
她甚至能给比利买那套他想要很久的“星球大战”乐高玩具——那个巨大的千年隼號。
那是比利长久以来的愿望。
但签字就意味著承认这一切都是“意外”，承认那些把毒血卖给她儿子的人是“无辜的”。
签字就意味著她为了钱，出卖了儿子的公道。
“巴里先生说不能签...”
“他说这是魔鬼的契约。一旦签了，我们就再也没有机会把他们送上法庭了。”
可是，正义能止痛吗？
正义能让比利的肺不再像著火一样疼吗？
那些高尚的法律条文，能变成那一针能让孩子安睡的马飞吗？
尊严能当饭吃吗？
能换来那瓶小小的、却能救命的马飞片吗？
里屋又传来了比利的呻吟声，那因剧痛而发出的低鸣，像是一把锯子在锯她的神经。
“啊......妈妈......”
那声音里充满了无助和依赖，每一个音节都在撕扯著玛丽·苏的灵魂。
玛丽·苏颤抖著拿起了笔。
她的手抖得厉害，几乎握不住笔。
眼泪滴在纸上，晕开了“放弃起诉”那几个字。墨水在纸纤里扩散，如一朵黑色的花。
她没有选择。
对於富人来说，尊严是装饰品，是可以在晚宴上炫耀的谈资。
但对於穷人来说，尊严是奢侈品，而生存是必需品。在生存面前，尊严一文不值。
“你想要正义？还是想要你儿子最后几天不那么痛苦？”
她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那一刻，她觉得自己出卖了灵魂。
但她救了儿子的最后一段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