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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第十三页的开头，赵正阳单独起了一行標题。
《关於夏启同志的专项评估》
秦老往后翻了一下。
第十三页，第十四页，第十五页，第十六页。
整整四页纸。
全部是专门写夏启的。
要知道，这份报告涵盖了两场战役、两座县城、数万百姓的安置，以及游击队的整编和特战人员的评估。
而关於这些宏大繁杂的事务，赵正阳总共也才用了十二页。
可单单为了评价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人，他竟毫不吝嗇地用去了整整四页的篇幅！
秦老的翻页动作停了。
他把前面几页叠好，放在桌角。
然后把这四页单独抽出来，端端正正地摆在面前。
为了看得更清楚，他把檯灯的角度调了一下，让光线更集中地照在纸面上。
然后开始阅读。
赵正阳的第一段是这么写的：
“夏启同志在本次行动中的表现，远超我的预期，必须指出，这不是一种客套的评价。在出发前，我对夏启同志的定位是『时空门坐標』和『后勤保障核心』。我没有对他提出任何军事或政务方面的要求。以下评估基於他在行动中的自发表现，而非指令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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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老看完这一段，没有急著往下看。
他太了解赵正阳了。
这位全军顶尖的政工干部，向来看人极准，眼光极高。
能让他用上“远超预期”这四个字，夏启在1937年究竟干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
秦老抬起头，看了牛涛一眼。
牛涛正端著茶杯，脊背挺得笔直，没有说话。
秦老低下头，继续往下看。
第二段。
“一、战术判断能力。”
“在h5区域发现日军五百人步兵大队进犯时，夏启同志在作战会议上被我点名发言。他提出的『声东击西』战术方案具备完整的逻辑链：以攻打邰县转移日军注意力，保护黑林山营地数千难民安全，同时利用日军『第三方势力介入』的战略误判爭取窗口期。该方案的核心思路被牛涛同志和我共同採纳，並在此基础上扩展为双城联动作战计划。”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夏启同志此前没有接受过任何系统的军事理论教育，他的判断依据来自对当前局势的综合分析和对敌方心理的推演。他的战术思维模式更接近博弈论，而非传统军事学。”
秦老翻过一页。
“二、政务管理能力。”
“在我与牛涛同志率主力攻打俞县期间，夏启同志独立负责俞县的全面管理工作，时间跨度为四天三夜。”
“期间，他完成了以下工作：”
“1.对俞县缴获的全部偽军进行分级甄別，以有无血债为核心標准，將偽军分为『血债派』与『胁从派』。血债派交由王錚同志主持公审后处决。胁从派经登记造册后编入劳改队或允许其戴罪立功。处理过程中，无一人申诉不公。”
“2.组织民兵对县城及周边进行安全巡逻，建立了轮班制度。他不仅没有一刀切地废除旧有体系，反而將城內原有的保甲体系暂时保留作为过渡，同时指派游击队骨干进驻每个保甲单位，实现双轨管理，极大地维持了城內的稳定。”
“3.开放日军粮仓及缴获的部分物资，以户为单位分配口粮。分配標准为人均定量，老弱妇孺优先。分配过程由游击队员现场监督，数万人的县城，竟未发生一起鬨抢和流血爭执。”
“4.將城內原有的一处祠堂改造为临时医疗点，安排受过基础救护培训的游击队员驻守，对伤病平民提供初步救治，有效遏制了疫病爆发的可能。”
“5.在极短的时间內，对县城內的商铺和手工业者进行登记摸底，初步掌握了俞县的经济构成和物產情况，为后续根据地的经济规划提供了宝贵的基础数据。”
秦老看到这里，停了下来。
他摘下老花镜。
揉了揉鼻樑和眉心，试图消化这些信息。
“这些事情...”
秦老抬眼看向牛涛：
“是赵正阳手把手教他的？”
牛涛摇了下头。
“报告首长，赵政委在出发前给了他一本笔记。”
“是关於群眾工作的一些原则和方法。”
“但俞县的具体事务，杀谁？留谁？发多少粮食，全部都是夏启自己独立做的决定！”
“赵正阳就没有遥控指挥？”秦老追问。
“没有。”牛涛说。“我们拿下俞县后，跟邰县那边只保持了最基本的通讯联络，没有对夏启下过任何行政方面的指令。”
秦老点点头，重新戴上老花镜。
继续看最后两页。
“三、心理状態与精神面貌。”
赵正阳在写这一段时，笔跡明显发生了变化。
行距变宽了，落笔也更重了。
秦老能看出来，写这部分內容的时候，赵正阳停顿、斟酌过很多次。
“夏启同志在本次行动中，表现出了高度的情绪稳定性和抗压能力。但作为政委，我必须向组织如实报告，他身上存在一个需要持续关注的问题。”
“他的復仇意志，太过强烈。”
“这种意志並不是表面的衝动或者愤怒，恰恰相反，他在大多数时候都能保持冷静和理性。但在面对日军战俘时，他的行为模式会发生明显变化。”
“具体表现为以下两点：”
“1.在俞县处理日军战俘时，夏启同志当眾枪杀了两名不配合审讯的日军士兵。从战术角度看，这一行为起到了震慑效果。但从他开枪时的状態来看，这不完全是战术考量。他在扣动扳机时，呼吸频率和面部表情没有任何波动。这说明他对『杀死日军』这件事没有心理负担。一个二十三岁、此前从未接受过系统脱敏训练的普通人，在近距离击杀活人时，表现出这种程度的平静，是不正常的。”
“2.在俞县与日军老兵的格斗对决中，夏启同志的行为明显超出了『制服敌人』的范畴。战斗结束后，他在对方已经丧失反抗能力之后，仍然持续施加暴力，他踩踏敌人残躯发表演说的行为，虽然在现场起到了极大的士气鼓舞作用，但从指挥员素养的角度审视，这一举动带有衝动的残暴性质。我认为，驱动他这样做的根本原因，不是战术需要，也不是表演需要，而是他內心深处，对侵略者刻骨铭心的极端仇恨，这种仇恨如果缺乏引导，有失控的风险。”
秦老明白赵正阳的担忧。
他的担忧是从一名优秀政工干部的职责出发，客观且敏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