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我在漂亮国问鼎权利巅峰 第319章 联邦的反应

联邦，整个联邦。

此刻所有在电视机前观看的人，所有在收听广播的人，在此刻被按下了暂停键。

从东海岸到西海岸。

从五大湖区到墨西哥湾。

从城市到乡村。

从工厂到农场。

从酒吧到教堂。

从富人区的客厅到贫民窟的厨房。

所有人都在做同一件事：

盯著屏幕，听著那个声音，被那句话钉在了原地。

“到底是谁给你们的权利——这样肆无忌惮地拿著人民的血汗钱去援助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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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换台。

没有人起身去倒咖啡。

没有人说话。

在洛杉磯，好莱坞大道上，一家电器商店的橱窗前排起了队。

不是买东西，是看。

橱窗里摆著一排电视机，

全在放同一个画面。

路过的人停下来，停下来的人站住了，站住的人走不动了。

一个穿著晚礼服的女人刚从剧院出来，手里还攥著节目单，站在橱窗前，忘了身边穿著西装的男人在等她。

那个男人没有催她，因为他也在看。

在芝加市，密西根大道的桥上，一个男人把收音机举过头顶，声音开到最大。

周围的人围过来，一个，两个，十个，二十个。

桥上的行人停下来，骑自行车的人停下来，连一个流浪汉都停下来。

没有人认识那个举收音机的人，但所有人都认识那个声音。

那个声音在问：“你们到底代表谁？”

桥下的芝加哥河黑沉沉地流著，桥上没有人动。

在亚特兰大，马丁**·金曾经站过的那座教堂里，牧师把收音机带到了讲台上。

不是布道，是听。

教堂里坐满了人，没有人说话，没有人走动。

那个声音在问：“我们在乎全世界，就是不在乎自己家门口的事。”

坐在最后一排的一个老妇人，把手里的圣经攥得紧紧的，眼泪顺著脸颊流下来，她没有擦。

她想起六十年代，想起那个站在同一个地方说话的人。

那时候也有人这样问过。

————————

在达拉斯，一个戴著牛仔帽的牧场主站在自家客厅里。

电视开著，他妻子坐在沙发上，两个人谁都没说话。

他是合眾党（共和党）的铁票，从来不信民宪党（民主党）那套，更不信什么第三党。

他投了现在的总统两次，家里墙上还掛著总统的竞选海报。

他妻子几次说要摘下来，他都没让。

但今天，他听著电视里那个人一句一句地问他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

“到底是谁给你们的权利？这样肆无忌惮地拿著人民的血汗钱去援助他国？”

他摘掉牛仔帽，搁在茶几上，坐下来。

他妻子看了他一眼，没有问什么。

电视里那个人还在说：

“那些钱不是你们的！那是底特律的工人、印第安纳的单亲母亲、是在地底的矿工——是他们的血汗钱！”

牧场主坐在沙发上，两只手搭在膝盖上，盯著屏幕，一动不动。

他妻子偷偷看了他一眼，发现他的嘴唇在微微发抖。

她想说什么，但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丈夫从来没有这样过。

他是一个硬汉，五十岁了，她从没见过他发抖。

电视里那个人说完了最后一句话，摔门走了。

屏幕上只剩下那扇关上的门。

客厅里安静了很久。

然后牧场主开口了。

“他说得对。”

声音很轻，像是说给自己听的。

他妻子转过头来看他。

“那些钱，”

“不是他们的。是我们的。是我们交的税。”

“是我们养牛、种地、干活挣来的钱。他们拿去送给別人，然后告诉我们——『正在研究』。”

他停了一下。

“我们投了他两次。”

他看著墙上那张总统的海报。

“两次。”

他站起来，走到海报前面，站了一会儿。

然后他把海报摘下来，捲成一卷，扔到了垃圾桶。

————————

在华顿市，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的游行队伍已经麻了。

不是累的，是震的。

被那几句话震的，头皮发麻，脊背发凉，从头到脚像过电一样。

从议会山传出来的那些话，从收音机里、从街边店铺橱窗的电视机里，一个字一个字地砸进他们耳朵里，砸进他们脑子里，砸进他们心里。

然后他们就站在那里，忘了动，忘了喊，忘了鼓掌。

街上很安静。

不是那种被驱散的安静，是那种——所有人都在想同一件事的安静。

游行队伍停在那里。

人们站在路边，站在隔离带旁边，站在警车前面，没有人走。

他们只是站著，看著议会山的方向，消化著那些话。

那些话太重了，重到需要时间才能咽下去。

咽下去之后，又在胸口烧，烧得人眼眶发红。

一个中年男人蹲在路边，双手抱著头，肩膀微微发抖。

旁边的人拍了拍他的背，没有问他怎么了。

不需要问。

所有人都知道他在消化什么。

他抬起头，眼眶是红的，但没有哭。

他看著旁边的人，说了一句：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想过有人会说些话。”

旁边的人点了点头：

“我也是。”

在金山市，那个学政治学的女生在笔记本上写下最后一个字，把笔放下。

她盯著自己写下的那行字。

“我们联邦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我们有最先进的武器，最勇敢的士兵。所以——別拿『国家安全』来说事。”

她把笔记本合上，抱在胸口，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她旁边的男生问她：“你哭什么？”

她伸手摸了一下脸，才发现自己哭了。

“我没哭。”

她说。

但她的声音是哑的。

在芝加市，南区那间小酒馆里，电视已经关了。

酒馆老板把啤酒杯收起来，一个一个地擦，擦得很慢。

他擦到第三个杯子的时候，停下来，看著杯子上的水渍发呆。

那个年轻人还坐在吧檯前，没有走。

“老板，”

年轻人说。

“那个人说的，是真的吗？”

老板没有回答。

他把杯子放下，拿起另一个，继续擦。

“老板？”

“是真的。”

老板说。

他的声音很低，像是在跟自己说话。

“每一句都是真的。”

他把杯子放回架子上，转过身来，看著那个年轻人。

“我在南越的时候，”

“我们也不知道在替谁打仗。但我们知道一件事——家里的人在挨冻。”

“我们在那里打仗，家里的人在挨冻。我们死了那么多人，家里的还人在挨冻。”

他的声音开始发抖。

“从来没有人问过一句。从来没有人。”

他低下头，把抹布扔进水槽里，水花溅出来，落在吧檯上，他没有擦。

“今天有人问了。”

他转过身，背对著那个年轻人，站在吧檯后面，肩膀微微起伏。

年轻人坐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

过了很久，他站起来，把酒钱放在吧檯上，推开门，走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