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温婉的年上贤妻 第391章 接猪回家

她说了这两个字。

然后站起来，拍了拍裙摆上的草屑。

“我先回去了。明天还要赶车。晚安。”

孙佳和周然跟著起来。三个人沿著环海路往旅舍方向走了。陈婉的背影消失在路灯和柳树的交界处。白色碎花裙在暮色里晃了两下，就没了。

王大伟靠过来，声音压到最低。

“她知道了。”

“嗯。”

“你这算——”

“算什么不重要。”我把应急灯关了一盏，“她心里早该有数了。”

宋青已经站起来了。她把铺在草地上当坐垫的外套拎起来，抖了抖上面的草叶和土，搭在小臂上。

“苏予乐。”

“嗯？”

“你今天说的那些话——”她转过来看我，金丝边眼镜在仅剩的那盏应急灯的光里反了一下，“你萱姨要是听到了，估计又得哭一鼻子。”

“宋导您怎么什么都知道。”

“我不知道。我猜的。”

她走了。

高跟鞋踩在石板上，渐行渐远。

收拾东西的时候李林清还在那嘟囔。

“你们到底瞒我什么呢？苏予乐的女朋友到底是谁？比他大很多——不会是，不会是宋导吧，她刚才让我別问了？！”

“你闭嘴吧。”王大伟把应急灯往他脑袋上轻轻磕了一下。

张明月走在最后面。经过我身边的时候脚步放慢了半拍。

“苏予乐。”

“嗯。”

“你说的那些——关於她的。”他斟酌了一下用词，“能感觉到分量。”

说完他就走了。走了两步又回来。

“对了，那盏应急灯你关了没？电池別浪费。”

“……关了。”

“嗯。”

这就是张明月。你以为他要说什么催泪的话，他確实说了；说完之后，他的世界立刻回归到你不理解的维度里。

……

最后一天。

五月二十二號。

上午退房，交了调研报告的终稿给方老师。他翻了几页，说了句“不错，回去之后还要改，但框架立住了”。

中午在古城里吃了最后一顿饵块。这次我多加了辣——萱姨不在旁边管著，有点报復性吃辣的意思。吃完嘴麻了半小时。

下午三点的高铁。

站台上风很大。耳机里放著李林清发群里的一首歌，说是“告別大理专属bgm”。其实就是那首被用烂了的《去大理》，但这个时间点听，確实有点东西。

车来了。

我在站台上回头看了最后一眼——远处的苍山顶上，云层压著雪线，阳光从云的缝隙里刺出来，一束束地打在山坡上。

上车。靠窗。

王大伟挨著我坐。李林清和张明月在对面。

车动了。

手机里的最后三条消息——

萱姨：几点到？

我：晚上九点多。

萱姨：我去接你。

我打了两个字发出去：好的。

又刪了。重新打。

“等我。”

发出去了。

她回了一个字。

“嗯。”

然后过了十秒，又来一条。

“你闭眼休息一会，別一路上傻盯著手机。到了我叫你。”

又过了五秒。

“哦对了，那面墙刷完了，你回来看。”

三秒。

“还有冷柜的灯换了一个。”

两秒。

“那个兼职的小姑娘还行，比你能干。”

一秒。

“快了。”

我把手机扣在胸口，闭上眼。

列车往东北方向跑。窗外的盆地变成了丘陵，丘陵变成平原，油菜花从视野里退场，水稻田上来了。光线一截一截地从车窗外刷过去，明暗交替的节奏打在眼皮上。

一千二百公里。

五个小时。

她在那头等著。

花店的门开著，冷柜的灯是新换的，墙是奶咖色的，檯面上摆著不知道什么花——大概是她今天新到的货，摆在最显眼的位置，故意的。

门口的三轮车充了气，水管的接头换了——她找人换的还是自己换的？八成自己换的。那个女人什么都敢自己来。

然后她站在吧檯后面。围裙繫著。头髮可能扎了可能没扎。穿什么衣服——大概是那件白衬衫吧，她每次等我的时候都穿白衬衫，像是一种仪式。

或者——

穿那件奶白色蕾丝的。

王大伟在旁边已经睡著了，嘴微张，脑袋歪在座椅靠背上，偶尔发出一声黏糊糊的鼻息。

李林清趴在小桌板上，手机屏幕亮著，上面是某个篮球论坛的帖子，但他的眼睛已经闭了。

张明月是唯一还清醒的人——他在看书。一本薄薄的口袋书，封面我看不清。每隔几分钟翻一页，翻页之前会把手指在裤腿上蹭两下。

火车穿过一个隧道。几秒钟的黑暗之后重新出来，阳光一下子涌进车厢。

我睁开眼。

手机还扣在胸口。拿起来看了一眼。

萱姨的最后一条消息还停在那个“快了”上面。

快了。

我把手机放回口袋里。窗外的田野在飞速后退。天际线上有云，厚的薄的堆在一起，被落日染成了深浅不一的橘色和玫瑰色。

这一千二百公里——从大理到江海，从苍山到学校，从洱海到花店——每一公里都在缩短。

每缩短一公里，胸腔里那个位置就热一分。

到站的时候是晚上九点十七分。

出站口人很多。灯亮得晃眼。行李箱的轮子在地砖上滚出哗啦哗啦的声响，混在人声和广播声里。

我拎著包，拖著箱子，从闸机口出来。

然后我看到了她。

人群里。出站口正对面。

白衬衫。牛仔裤。帆布鞋。头髮扎了个马尾。手里举著一块硬纸板——上面用黑色马克笔歪歪扭扭写了四个大字：

“接猪回家。”

旁边还画了一只猪头。眼睛是两个圆圈，鼻孔是两个黑点，嘴巴咧著，丑得有创意。

她看到我了。

举著纸板的手往上举了举——怕我看不到。

脸上的笑从嘴角一直漫到眉梢。

跑过去的这二十米，行李箱磕了別人两次脚后跟。我来不及说对不起。

她把纸板往旁边一扔。

我把她抱住了。

出站口来来往往的人从身边流过去。有人看了一眼，有人笑了一下，有人压根没注意。

她的下巴搁在我肩膀上。马尾扫著我的耳朵，痒痒的。

身上有花店冷柜里沾上的那股清冽的花草味，混著水蜜桃洗髮水。

“到了。”她在我耳边说。

“嗯。到了。”

她从我肩膀上把脸抬起来，退开半步，上下打量了我一圈。从头到脚又从脚到头。

“三天不见。”

“瘦了。”

这两个字。

跟两年前的元宵节，她从大理回来，站在花店门口，摸著我的脸说的，一模一样。

我笑了。

“走吧，回家。”

她弯腰去捡那块扔在地上的纸板。

“这个我带走。以后每次接你都用这个。”

“你能不能画好看点。”

“哪不好看了？我画了一整个下午呢！你看这个猪鼻子，多传神——”

“萱姨，我真求你了。”

她把纸板夹在腋下，另一只手拎起我的背包带子往肩上一甩。

“走。三轮车停外面了。”

“你开三轮车来接我的？”

“不然呢？开飞机？”

人群从我们身边散开。出站口的灯白得晃眼。她走在前面，马尾一甩一甩的。帆布鞋踩在地上“啪嗒啪嗒”的声音，混在整个车站的嘈杂里，清清楚楚地传进耳朵里。

我跟在后面。拖著行李箱。

一千二百公里。三十多天。

江海，我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