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木 第39章 下沉

张德本是一个人守这间铺子的。

杨秀兰走的那天，没有吵。她把货架擦了一遍，瓜子一袋一袋码好，爆米花摞得整整齐齐。她把钱箱里的零钱都留给张德本，说，不够了再找俺。张德本蹲在门槛上抽菸，没抬头，只是嗯了一声。杨秀兰站在铺子门口，又看了一眼这间铺面——当年她在南门口挨家挨户问台阶，是宋大姐给了她第一个门槛；后来宋大姐搬走，把铺子转给她，她成了这间铺子的主人。她从宋大姐手里接过钥匙的时候答应过，门口那块台阶，別弄脏了。她做到了。但现在，她守不住了。她转身走了，没有再回头。

她去了何圩子，和妹妹杨秀霞一起，从何源森那里批了成吨的卫生纸，回家切成小卷，打成包装，骑著三轮车去赶四集。新的马头综合批发商城那边的铺子，她很少再去。去了也待不住，两个人说不上几句话就拌嘴，拌著拌著就吵起来。吵他打牌，吵他喝酒，吵他不顾家，吵他把铺子守成了这副样子。张德本蹲在门槛上抽菸，不抬头，从来不回嘴，但也不改。杨秀兰吵累了，站起来推开门走了。后来她就不去了，但她放心不下，每到周末就让春生去新商场看看。春生去，回来，母子俩之间有一套固定的问答。铺子开著吗。开著。你爸呢。在呢。乾净吗。还行。杨秀兰没有再往下问。她低头码她的货，手指在塑胶袋上划过，发出轻微的窸窣声。

春生每周去马头综合批发商场，看见的都是同一副光景。新商场从外面看还是气派的，五百亩地，四排整齐的商铺、金马商业街和糖果城，当年开业的时候彩旗从路口一直插到市场大门口，是鲁南苏北最大的批发市场。但里面的人流已经大不如前，铺面多了，客户还是那些客户，每家分到的越来越少。有些铺子关了门，捲帘门拉下来，再也没有升上去。张德本的铺子在第三排，捲帘门只拉到一半，柜檯上的瓜子敞著口，爆米花袋子歪在一边。他不在铺子里。

春生穿过院子，推开正堂屋的门。烟雾先涌出来，呛得他眯起眼。牌桌摆在正中间，几个男人围坐著，菸头堆在搪瓷盘里，瓜子壳吐了一地。张德本坐在靠窗的位置，手里攥著一把牌，嗓门亮，甩牌的声音比谁都响。春生站在门口，叫了一声爹。张德本抬头看见儿子，手里的牌下意识往桌上一扣，站起来说，回家白给恁娘瞎胡说。春生没有说话，转身穿过院子，推门出去了。他听见身后牌又甩起来，笑声炸开，隔著院墙都能听见。

后来他每次去，铺子里经常找不见人。新商场的铺子都是前店后院，正堂屋底上各四间，门面房底上各四间，院子中间压水井，井台上长著青苔。那些当年一起打拼的老商户，生意渐渐稳了，人也渐渐鬆了。张德本不在铺子里的时候，不是在谁家正堂屋里打牌，就是和那个送麦芽糖的孙师傅喝酒去了。孙师傅脸永远是红的，不是晒的，是喝的。他送货的时候三轮车把上掛著一瓶酒，晃晃悠悠骑进新商场，老远就听见他哼柳琴戏。他把货往张德本铺子里一搁，从兜里掏出两瓶酒往柜檯上一顿，两个人坐在铺子里喝，喝完了就往货包上一躺，鼾声震得窗纸发颤。春生每回看见孙师傅的三轮车停在铺子门口，就知道父亲今天又不会好好做生意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把铺子门口的瓜子壳扫乾净，把柜檯上的灰擦了，把敞著口的瓜子袋封好，然后骑上车回去。杨秀兰问他铺子怎么样，他说挺好的。他没有告诉母亲，铺子里的瓜子有些已经受潮了，磕开之后不是脆的，是韧的，有一股霉味。

有一次他刚进新商场，就看见巷子里围了一大群人。一个人拿著粗竹竿追著前面的人打，竹竿落下去，那人从地上弹起来，再落下去，弹起来的幅度小了些。围观的人站了一圈，伸著脖子，没人上去拦。春生看见张德本站在最前面，脖子伸得老长。那一上午整条街的铺子都没做生意，打完了人群散了，张德本和几个相熟的摊主还站在巷口聊刚才的事，竹竿是哪里找的，挨打的那个是哪个村的，打人的那个是哪个县的，聊得眉飞色舞，好像这一上午没有白白浪费。春生站在铺子门口，把柜檯上散落的瓜子一粒一粒捡回袋子里。

但真正惹来麻烦的，不是看热闹。那时候税务所偶尔会来查帐，这些批发商大多自己记个流水，进多少出多少利润多少全凭良心。有一次张德本和几个摊主在巷口閒聊，聊到查帐的事，別人都在担心，他嗓门亮，张嘴就来——俺老婆的二姨夫，是郯城税务局局长，谁敢查俺。这话传出去了，先是传遍了新商场，后来又传到了税务局。没过几天税务局派了个办事员直奔他的铺子，进门就问帐本。张德本把帐本递过去，那人一把抢过来夹在腋下转身就走。这件事后来闹得很大，税务局顺藤摸瓜整个新商场查了一遍，那些偷税的漏税的做假帐的一个没跑掉。张德本一句话把整条街的同行都得罪了，有人说他不会做人，有人说他活该，有人当面朝他翻白眼。张德本蹲在铺子门口，烟一根接一根，一根没熄又接一根。他的嗓门没那么亮了，有人来问价他答一句，没人来他就坐在那里发呆。

春生又去铺子的时候，发现柜檯上落了一层灰。他看著那层灰，又看了看父亲，张德本低著头抽菸，不敢看儿子。春生拿起扫帚把地扫乾净，把瓜子袋封好，然后推开门走了。他没有告诉母亲这件事，他知道母亲听了会说什么，但他更知道，母亲已经不想再说了。

春生后来在bj，中关村的餐厅打烊之后，总一个人坐到靠窗的位置。窗外是霓虹灯，城铁轰隆隆开过去。他会想起那根起落的竹竿，想起人群里伸得老长的脖子，想起柜檯上落的灰，想起父亲低头抽菸、不敢看他的眼睛。他把帐单一张张核对，把合同一字字看三遍，把椅子擦乾净，锁上门，回家。没有人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