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从穿成范进开始 第三十六章，惊蛰

张永离京之后，司礼监的掌印便由秉笔太监谷大用暂时代理。谷大用也是东宫旧人，“八虎”之一。他和张永不同——张永虽然算不上清官，但至少办事有分寸，知道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和內阁打交道的时候也懂得留有余地。谷大用却完全是另一副做派。

他代理掌印不过半个月，內阁便感觉到了明显的压力。先是户部有一笔关於边镇粮餉的奏章，按例由司礼监批红髮回，结果谷大用压了五天不给批，最后还是杨廷和亲自让中书舍人去司礼监值房催了两次，才把批红的奏章拿回来。接著又出了几桩小事——几个御用监的採买太监在通州码头上和户部的税吏起了衝突，谷大用不但不约束手下，反而直接越过內阁，让东厂的人把那个税吏抓去问了两天话，问得人家魂飞魄散才放出来。最离谱的是，谷大用还把手伸到了人事任命上。有几个锦衣卫的缺出来，按例应当由兵部擬名单、內阁票擬、司礼监批红，他却直接擬了一份名单送到內阁，说这是万岁爷的意思，让他们照办。杨廷和让人去豹房问了一趟，正德皇帝正忙著看新进的一批河曲马，压根不知道这回事。

內阁的阁老们在文渊阁里碰头的时候，说起谷大用，都是一脸苦笑。杨廷和倒是沉得住气，只是说了一句“且忍他几日，等张永回来便好了”。梁储却在旁边补了一句：“张永是个山贼，谷大用是个流寇。山贼怎么著也还是比流寇好的。”

这话一说，几个阁老都苦笑了起来。他们都明白这话的意思。谷大用肯定知道自己只是暂时代理，这份权力落在他手里是有期限的，说不定哪天张永的船就到了通州码头，他的代理掌印就当到头了。

正因为如此，他才急著在这有限的时间里把权力变现——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多捞一点是一点，多抢一把是一把，至於朝政运转顺不顺畅、內阁烦不烦，那关他什么事？所以大家这个时候也只能忍一忍，等张永回来了。

与此同时，松江府的市面上，一些不大不小的动静正在悄然发生。

从三月初开始，便有一个掛著“永昌號”招牌的商號在松江府一带大量收购棉花。这商號据说是南京过来的，主事的是个操北地口音的中年人，做事一板一眼，从不赊欠，每一笔买卖都立契画押，当场结清现银。他对棉花的质量极为挑剔，每一包都要拆开来用手捻过，潮了的不收，发黄的不收，纤维太短的不收，但凡有一点瑕疵，当场便退了回去。便是价格，也是錙銖必较，每担多少银子都要跟牙行磨上半天。起初那些棉商还嫌他麻烦，但做了几笔之后，大家便都抢著要把棉花卖给他——因为他要的量实在是太大了。別的商號买棉花，一次不过几十包、几百包，永昌號一开口便是几千包。更难得的是，他手里有现银。这年头做买卖，赊欠是常事，能当场付清现银的买家，便是挑剔些，大家也愿意忍。

於是松江府的棉花便一船一船地往永昌號的货栈里运。到了三月中旬，市面上原棉的价格已经被抬起了將近一成。几个做棉布生意的大商户开始有些不安，派人去打听永昌號的来路，却只打听到东家姓张，旁的一概不知。至於永昌號买这么多棉花干什么——既然不知底细，大家便也只当是个財大气粗的北地豪商，看中了松江的棉花好，要囤货。这种事情虽然少见，但也不是没有过。

然而到了三月底，永昌號忽然停止了收购。接著，运送棉花的船队便一船一船地往松江城外的一座皇庄方向去了。那座皇庄原本是官田，后来被划入內帑，由宫里派人管著，平日里铁桶一般，外人根本进不去。但远远地能望见皇庄旁边的河上新架了一座大水轮，日夜不停地转著，也不知是做什么用的。有几个好事之徒想靠近看看，刚走到河对岸便被几个穿便衣的人拦住了，客客气气地说这是宫里办差的禁地，閒人免入。松江本地人多多少少都知道，凡是跟宫里沾边的事，绕著走是最聪明的做法。

五月，第一批棉纱开始出货。

皇庄的出货方式很低调——他们在松江城里租了一间不起眼的铺面，掛了块同样写著“永昌號”的招牌，也没见怎么吆喝，便把棉纱摆上了柜檯。价格一掛出来，整条街都炸了锅。

周锦川是松江本地的一个中等棉纱商人，祖上三代都是做纺织买卖的，到他手里，家里有一间小有名气的作坊，雇了三十几个纺纱工，每天能出一百多斤纱。他的纱质量不差，价格也公道，在松江城里攒了不少老主顾，大多是下游的织布作坊，有几家已经跟他合作了十几年，彼此信得过，价钱也都是按季议定的，从没出过什么岔子。

这天一早，周锦川正在作坊里看工人整理新到的一批棉花，外面忽然来了个人，是他合作了七八年的老主顾——城东宋家织布坊的管事。宋管事一进门便满脸赔笑，又是作揖又是告罪，说宋家今年遇了些变故，手头周转不开，之前订的那批纱怕是没法按约买了。按照契约上的条款，宋家愿意如数赔付违约金，一文不少。

周锦川虽然有些意外，但做买卖的，这种事情也不稀罕。人家遇了难处，还愿意按契约赔钱，也算是讲信用了。他便客气了两句，收下了违约金，心想这批纱反正也不愁卖，转头卖给別家便是。可是当天下午，又来了两家，也是同样的说辞——遇了变故，手头不便，不能按约买纱，愿意赔钱。接著是第三家、第四家。到了第二天傍晚，跟他有长期合约的十几家主顾里，倒有八九家都派了人来，口径出奇地一致：货不要了，违约金照赔。

这一下周锦川就慌了。就算是傻子也知道，一家两家遇变故是正常的，七八家一齐遇变故，那就绝不是“变故”两个字能解释的了。而且这些老主顾寧愿赔钱也要毁约，说明他们是算过帐的——违约金虽然不少，但比起继续按原价买他的棉纱，恐怕还是赔钱更划算。

他赶紧叫来自己的大儿子，让他出去打听打听，到底出了什么事。

大儿子出去跑了小半天，回来的时候脸上满是汗，神色慌慌张张的。他告诉周锦川，城里新开了一家棉纱铺子，也叫永昌號，卖的棉纱价格低得离谱——每斤的价格比其他作坊的成本价还低。他一开始还不信，直到跟著儿子亲自去那家铺子看了一趟。铺子门口人山人海，排著队等著买棉纱的人从铺子门口一直排到街口，好多都是熟悉的面孔——正是那些刚刚派人来跟他毁约的老主顾。

他挤在人群里排了小半个时辰的队，好不容易挤进铺子里，装成买纱的客人看了看柜檯上的货。只看了这么一眼，他心里便是一凉。永昌號的棉纱不但价格便宜得惊人，质量还出奇地好——纱线均匀紧实，断头极少，比他自家作坊里最好的师傅手摇出来的纱还要漂亮。这样的货色，这样的价格，他便是把自己的作坊白送出去，也竞爭不过。

从铺子里出来的时候，周锦川只觉得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沉。他唯一的指望，就是皇庄的货量有限。如果是这样，等这批便宜货卖完，市面上的价格还能涨回来一些，他手里的存货虽然要折价，但至少不至於血本无归。然而第二天，永昌號门口依旧排著长队。第三天，第四天，依旧如此。到了第五天，永昌號甚至在铺子门口贴了一张告示：本號棉纱產量充足，每日皆有新货，请各位主顾不必拥挤，按號购买。

周锦川站在那张告示前面，只觉得眼前一阵阵发黑。他做了半辈子棉纱买卖，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情——哪家作坊的產量不是有限的？纺纱工一天能摇多少纱，那是掰著手指头就能算出来的。可永昌號的纱就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不管来多少主顾，他们都卖得动，从来不见断货。他不敢想像那座皇庄里到底装著什么神仙机器，能像流水一样往外吐棉纱。他只知道一件事：今年是铁定要亏本了。他手里还压著几千斤的存货，按现在的市价，每卖一斤便要亏掉將近一半的本钱。但他不敢不卖，因为他不卖，別人会卖；他拖得越久，亏得越多。

六月中旬，松江城里已经有十几家中小纺纱作坊关了张。周锦川还在咬牙撑著，但他也知道撑不了多久了。他的棉纱价格已经降到了成本以下，每多卖一天便多亏一天的钱，可不卖又不行——仓库里堆著几千斤棉纱，那是他年初才收的新棉纺出来的，本钱还没收回来，若是全烂在仓库里，那就不是亏本的问题，是倾家荡產的问题。

到了六月底，周锦川终於撑不住了。他让儿子把作坊暂时关了，遣散了大部分纺纱工，只留了几个老伙计守著仓库。然后他关起门来，一个人坐在帐房里，对著帐本发了半天的呆。他不是没想过反击。他打听过永昌號的底细，知道那家铺子背后的东家是宫里的太监，皇庄也是万岁爷的私產。这就不是商人之间的事了。皇庄可以把价格压得这么低，因为他不用交税，不愁销路，手里还有內帑的银子。而周锦川这样的普通商人，面对的不只是一家新作坊的竞爭，而是来自皇宫的碾压。

他也想过联合松江的其他棉纱商人，一起去苏州府衙门递状子，告永昌號“以势压商、扰乱市价”。但他立刻便打消了这个念头——告永昌號？那不就是告皇庄？告皇庄？那不就是告万岁爷？他有几个脑袋够砍的？

他並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人。他的堂兄周锦荣在户部做给事中，虽然不是什么大官，但好歹是京官，在松江本地还是有几分面子的。前些年周锦荣回家省亲，还曾跟他说起过朝中的一些事情，隱约提到过六部堂官里有好几位大人，家族在江南也有棉布买卖。周锦川当时还没太往心里去，如今想来，松江府的棉纱买卖，牵涉到的恐怕不只是他这样的小商人，还有那些大人们的家族利益。那些大人物平日里不动声色，是因为没人动他们的饭碗。如今永昌號把整锅饭都端走了，他就不信那些大人物还能坐得住。

他连夜写了一封信，把永昌號在松江低价倾销棉纱的事情从头到尾写了一遍，又把自己作坊的损失列了个单子，托一个在苏州府衙做吏目的亲戚，把这封信转交给在京师的堂兄。

他趴在桌上，透过敞开的门望向外头空荡荡的作坊。纺车都在那里静静地立著，纱锭上的最后一缕棉纱还没来得及收，被晚风吹得一晃一晃的。他在昏暗的屋子里坐著，油灯在他背后投下模糊的影子，只有手里的菸斗在黑暗中一明一灭，明明暗暗的，像是在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