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门宰相 寒门宰相 第1192节

  “伏惟皇帝陛下肇承基绪，太皇太后同听庶政，首戒边吏，毋得妄出侵掠，则俾华夷两安。”

  “与契丹修好，秉常纳贡，乾德拜章，息征伐开拓之议！稍让闲地与党项，既休息安民，也可示本朝天子怀柔四夷之德！”

  “若凡百措置，率由旧章，但使政事悉如熙宁之初，则民物熙熙，海内太平，更无余事矣！”

  章越听了心道，还道司马光稍稍改变自己观点，但最后还是恢复至熙宁初那一套。

  司马光之言颇能打动人，吕公著等众相听他言语恳切，也是默默叹息。

  ……

  殿议毕，众相鱼贯而出。

  张茂则手持拂尘立于丹墀，尖声道：“诸公且回，特进章公留身奏对。“

  章越整肃衣冠，随内侍重入殿中。垂帘后高太后与幼帝的身影在烛光中若隐若现。

  “章卿，“高太后的声音自帘后传来道：“入冬以后，朝外并无雨雪，灾害甚广，可谓民情汹汹。”

  章越执笏的手微微收紧。太后此言，已是将天灾与朝政直接勾连，暗指宰执失德。

  “下面的官员说要国家修政事祈禳消伏。现在宰臣之中非同心同德，议政之时常作讥闹，那个章惇尤其不逊，竟将内朝言语拨予外朝。而左揆更是对政令阳奉阴违，下到地方的文书迟滞不发。岂是辅弼之道？”

  “官员中朋比为奸者比比皆是，无论朝内朝外都有一等歪风邪气。

  章越心知肚明，当高太后当着别人面，如此批评朝廷大员时，对方的政治生涯也就到头。

  因为要罢免宰相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必须征求众意，要形成一个舆论。

  蔡确身为宰相，章惇身为枢密使，他们不是普通官员。二人在朝中也是根深蒂固，不少官员出自门下。如此突然拿下，人家说你新君刚登基就翻脸不认人，一朝天子一朝臣，下面人心会起动荡，人人思危，中低级的官员也会无所适从。

  所以罢免重臣都要投石问路，有个铺垫，制造一下舆论，放出一些风声。现在这个舆论刘挚，王岩叟，苏辙已是办得差不多了，这也是他们送上的投名状，以及投靠高太后的积极表现。

  上一次高太后暗示自己罢蔡确，取而代之，这一次公然将问题挑到台面上，就已是有了十全把握，过渡得差不多了，询问自己后就要下杀手了。

  相对于崇祯朝五十相，也是高太后政治上成熟的地方。

  当然蔡确，章惇被弹劾的罪名，也是高太后讨厌他们地方。

  章惇嘴巴臭，整日朝会上要么怼人，要么阴阳怪气，更把立储中高太后的事拿出去大讲。

  至于蔡确面上不动声色，但阳奉阴违。

  归根到底，就是二人与高太后争‘策立’之功。

  “臣斗胆，“章越声音沉稳，“左相乃先帝托孤重臣，纵有滔天过错，还乞太皇太后念其以往的功劳，全其体面。”

  他略作停顿，余光瞥见帘后幼帝不安地动了动：“至于枢相...眼下辽使萧禧马上要入京，辽主陈兵白沟，正需宿将坐镇。可否待边患稍解...“

  “章卿！“高太后突然提高声调，“老身难道不知轻重？外廷议论谓朝廷自升祔后来政事懈弛，老身也无法坐视不理。这难道也是边患所致？”

  “章惇轻佻，更将立储秘闻传于市井。“太后语气忽转温和，“老身失态了，只是国事艰难，需卿这等老成谋国之士主持大局。“

  升祔就是先帝神主进入太庙，也就是蔡确从山陵使回朝后这段日子。

  不过蔡确虽即将罢去，章越完成了约定。但高太后却始终没有提及章越顾命大臣，章越也不着急。

  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是到最后几步，越要沉住气，不要急。

  高太后道：“再过两月又是一年。新君登基自是要改元，大臣议了一个年号，有大臣说取'以嘉祐之法救元丰之弊'之意。但老身以为元丰之政不便，当以嘉祐之法救之，元祐亦未尝不可。”

  “当然了……元丰之法不可尽变，大抵也是新旧二法并用之，其意只要便民，新旧之法皆可！”

  “卿看如何？”

  章越听太后此言看似折中，实则暗藏机锋，无论是元丰元祐，政事更张已有趋向。

  “太皇太后圣明。“章越声音一如既往地平稳道：“太皇太后圣明，民为邦本，故孟子以民本为论。”

  高太后闻言微笑。

  章越在元丰时尊孟子为经，提出民本之论，也是附和她政治，一切以便民为去留的主张。

  章越道：“然臣以为太皇太后方才所言，元丰之政不便，以嘉祐之法救之。此论，犹倒持泰阿。”

  珠帘轻颤，高太后“哦“了一声，尾音微微上扬。

  “臣以为这是谁为先，谁为后之论。譬如医者用药，“章越以笏板虚划，“当以主症为本，辅以调理。若元丰之政为症，嘉祐之法为药，则当言'以元丰为本，参酌嘉祐'。”

  “而非反客为主。“章越顿了顿，“正如太皇太后所言'佑'字在后，方显本末有序。”

  这个放在哲学里，就是谁为第一性的问题。

  就好比说理论和实践，到底谁更重要的问题？肯定没有当初说完全要理论，不要一点实践。或者说完全放弃实践，只要研究理论的。

  现实中肯定是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又补充理论。

  第一性就是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中，更侧重哪个。

  司马光方才稍稍妥协说，新法可以不必全改，但后来又说要回到熙宁之初。

  这话一看就知道。

  司马光因为尽废新法的主张遭到章越等人强烈抨击，所以稍稍退让一些，但不等于说他认为自己错了，只是迫于形势妥协而已。

  所以元祐元祐，到底是元字为主，还是祐字为主？

  章越继续道：“先帝改元'元丰'时，曾对臣言'丰者，大也'。今若改'元祐'，当知'祐'乃助也——天助自助者，岂非暗合太皇太后'便民为本'之训？”

  高太后听了章越之言，本是紧锁眉头转而舒缓，帘后张茂则看了心道，章越果真了得，连太皇太后这等铁石心肠的人，都能说得动。

  高太后笑道：“卿元丰宰国五年，稍改熙宁之法不善，老身以为嘉也，不过先帝太过执拗不能尽善。”

  “所以这元佑的元字也是老身对卿之认可。否则就是佑在元前了。”

  “太皇太后明鉴。“章越顺势道“臣以为要治理天下者当用心而不用力，臣思元丰之政所得在于念兹在兹，朝斯夕斯四字。”

  章越知高太后文化水平不高，如今大臣们上奏疏和札子都要在奏疏后面‘贴黄’，也就是用黄纸另写一段内容，对奏疏和札子内容进行‘画重点’。

  章越于是解释道。

  “臣做件事情，始终要将心放在事上，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就是念兹在兹。”

  “朝斯夕斯则出自朝于斯，夕于斯，取自坚持不懈的意思。”

  垂帘后的高太后听章越所言道：“念兹在兹，朝斯夕斯。”

  章越笑道：“如沙弥修行，不在晨钟暮鼓之多寡，而在是否时时存养佛心。治国亦然，熙宁之失正在用力过猛，而元丰之得，恰在持之以恒。”

  “正如臣少年读书时，其实众多同窗才智不过相仿，最后唯能坚持者，才在此事上分出了上下。”

  垂帘后的高太后听章越举得例子通俗易懂，面露欣然。

  而高太后一旁的新君稚嫩的声音：“章卿是说，新政要坚持？“

  此言一出，高太后张茂则一惊，这五月来高太后垂帘，新君从来不发一言，唯独章越今日在殿时出声了。

  满殿肃然，章越精神大震，向垂帘后御座深揖：“陛下圣明。譬如黄河治水，堵不如疏，疏不如导。先帝元丰之政，正是将熙宁激流导入正轨。”

  “同时这也是先帝遗命！”

  自己执政岂是为了高太后，而是新君。

  章越说到这里，言语颇露哽咽，忠心耿耿之状溢于言表。

  垂帘后的高太后，张茂则见此章越如此失态，一时也难言语。

  高太后对新君道：“章卿四朝元老，又受托先帝顾命，陛下当以稷、契、周公、召公事之！”

  新君道：“回祖母，朕晓得了。”

  新君说完目光炙热地看着章越，对他露出期许来。

  ……

  章惇府上。

  章惇与苏轼二人连案夜话。

  章惇将一壶冷酒倾入喉中言道。

  “子瞻啊子瞻，如今朝堂上的官员对我唯恐避之不及，唯独你不避嫌疑，还记得我这门槛朝哪开。”

  满庭月色下，苏轼解下鹤氅接过章惇的酒盏，道：“我亦是奉吕晦叔之命而来。门下侍郎托我问一句——日后朝议，可否稍敛锋芒？”

  “哈！“章惇掷盏于案，酒器在烛下泛着寒光。

  章惇嗤笑一声，旋即又道：“怎么司马君实不罢我的枢密使了？”

  苏轼老实地道：“听说今日留身时，魏国公在庙堂上为你说话了。”

  章惇微微讶异，旋即道：“那倒是承他的情了，但我也猜到了，他不愿韩玉汝取我代之。这些日子韩玉汝近来奔走慈寿殿，枢密使的紫袍都快熏出脂粉味了。当然他也指望我在辽事上为他说话。”

  苏轼明白，现在都下风传，蔡确章惇罢去后，章越将接替蔡确出任左相，而接替章惇出任枢密使的，则是近来疯狂向高太后靠拢的韩缜。

  章越保章惇为枢密使的用意，是不愿让韩缜上位。

  苏轼道：“其实太皇太后也厌极了韩玉汝那副谄媚相。”

  章惇哈哈大笑道：“韩玉汝真是人品极差，先帝不喜欢他，今连太皇太后也不喜他。”

  章惇话锋一转道：“话说回来，要不是辽国大军压境，我这枢密使怕是早就罢了。就这时司马公还向辽国卑躬屈膝，妄图废除新法。”

  苏轼道：“辽国七十万骑，实不可争锋。”

  章惇道：“有何不可争锋？辽主耶律洪基在国内变法不成。这便趁着先帝驾崩之际，来索要岁币。”

  “说是索要与讨要何异？”

  “就好比富贵人家破落了，沦落到要饭，还不肯放低身段。”

  “人家可有兵马在手呢。”苏轼苦笑道：“子厚，你还未应承我呢。”

  章惇顿了顿道：“既是子瞻你出面，我且听你一言，以后在司马君实这……伪君子且让他三分。”

  顿了顿，章惇嘴角扯出个冷笑道：“说好了，就三分，多一分不让。“

  苏轼苦笑道：“子厚，你还是这性子，明明应承我了，为何不说好话呢？”

  章惇正色道：“新法富国强兵，先帝心血岂容毁弃？收凉州败平夏，天下共睹。若司马君实真坏了新法，实是祸国殃民，败了先帝的心血，他日胡马踏破汴梁，他便是天下罪人，他日安敢陪他吃剑！”

  苏轼再度苦笑，道：“司马侍郎已病入膏肓，我怕他是没几日了。”

  章惇道：“司马十二死了干净，省得看他做张做致。”

  苏轼入京以来，也因为新法的问题与司马光吵了几次，也窝了一肚子火。不仅苏轼，程颐范纯仁也反对司马光对新法一刀切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