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豪1913：行走在民国 第36章 旧狗互咬

见林砚之回心转意，似要动笔驳斥，钱夏当即乐得上躥下跳。

“我可是看桐城派不爽多年，一帮鬍子花白半身入土的老傢伙，还偏偏占据了文坛半壁江山。”钱夏只当是自己劝动了林砚之。

以《精武英雄》的流畅，以《站起来》的痛彻心扉，钱夏觉得林砚之笔力精进，足以写出一篇雄文。不过他又担心林砚之年轻气盛，容易掉进老狐狸们的坑里。

毕竟从章太炎开始，两派矛盾由来已久，打过的口水仗不知凡几，拉扯得异常惨烈，很了解对方的招数。

“砚之，你准备骂谁？”

“都骂。”

钱夏搓著手：“桐城派那么多人，你全骂？哪骂得过来。”

“不是，只骂两个。”

“哪两个？”钱夏很好奇，到底是桐城派的哪两位前辈，有幸得到林砚之的垂骂。

“桐城学派，还有考据学派。”

钱夏猛地站了起来：“你怎么连我都要骂啊？”

“对，你要是不改变立场，我可能就得连你一块骂。”林砚之毫不避讳地说道。

这话他只对钱夏说，换作旁人，他半句都懒得浪费。谁让钱夏本就善变，一旦转了立场，反倒比谁都坚定。

钱夏反倒被激起兴致，嘿嘿一笑：“那我倒是要听听你能够骂出什么名堂。”

换作旁人早恼了，他却偏要洗耳恭听，到底是神经不对劲，非得看看林砚之到底怎么骂两个派別。

林砚之拋下手头的稿纸，让方简兮换点热茶。

“德潜，我先问你：文章写给谁看？写什么东西？为了什么而写？”

钱夏胸脯一挺，张口就来：“自然写给文人同道、有识之士与革命同志，向青年阐发革命思想！写民族救亡、考据真偽、古文义法！以文为器，推动革命、唤醒民族精神。”

这就是考据派比较经典的回答。

林砚之嗤笑一声，摇了摇头：“谁是有识之士？谁是同志？谁的革命？谁的民族精神？”

“自然是志同道合之人，不论男女老幼。”

“就是写给识字、懂文的人，是吧。”

“自然得是识字懂文的，不然怎读得懂文章？”

“问题就在这。”

“我问你，如今民国，能识字的有多少？能读懂文章的又有几成？

钱夏还真没细致了解过，一时拿不准：“应该是不少人的。”

识字其实还简单，读懂文章的门槛就要高得多。像是帐房先生、政府职员，多是识字，但他们有时候面对引经据典的雄文，也是半懂不懂。

“仅仅以城市而言，如果只是识字，比如记帐、画押，我觉得顶多不超过30%，能够读写简单信件，识字率大概在20%。若採用精英教育標准，能读《三字经》《千字文》或具备科举基础，识字率可能低於10%。至於能够读懂、理解你们两派的论战，我感觉都不超过1%。”

1907年清政府推行《九年预备立宪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內有一项推广识字教育及明確进度的规定：从第一年（光绪三十四年）开始，逐步编辑、颁布简易识字课。到第七年（1915年），人民识字者须达到百分之一。

所以常有人说清末识字率不足1%，就是源自清政府自己的官方文件。

而在清末民前，各个地方大力兴办教育，识字率才提高了些。比如，袁世凯在担任直隶总督时，就创办了8000多座小学。

“识字率那么低？”钱夏一脸震惊。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你在这个圈子里，自然是看不到圈子外的贫瘠。”

林砚之追加了一句：“当然，这不过是我的一面之词，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德潜若是觉得我说的偏颇，尽可以在北平周围隨便寻一处城镇抽样调查。”

钱夏一怔，反覆念叨：“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发言权……”

林砚之不理他怔神，气势全开：“所以你们爭来爭去，爭的全是狗屁。桐城派抱残守缺，把古文当祖宗供著，晦涩难懂也配叫文以载道？这是谁的道？是士大夫的道、是旧礼教的道、是少数人的道。这种文字，只是少数人的自娱自乐，於国无用，於民无益。”

“考据派也是搞笑，钻到老旧的纸堆里面咬文嚼字，训詁校勘，文章写得晦涩艰深，老百姓一个字不识，农民听不懂、工人听不懂、兵士更听不懂。你们研究的是书，不是人；是文字，不是世道；是派系顏面，不是同胞的苦难。”

“所以扯什么北大內部的新旧之爭？什么駢散高下？古文？曲高和寡，是少数人的玩物。考据？钻营琐碎，是书呆子的自娱自乐。

全是旧狗互咬！”

钱夏脸色煞白，张口结舌。他以为林砚之会从文学沿革发难，谁知对方根本不按常理出牌，直接掀了桌子。

一句旧狗互咬，杀人诛心，一桿子就打翻了两船人。

钱夏又开始踱步，一下子大量信息涌入脑海，他开始有些宕机。

“那……文章到底写给谁看？到底写什么东西？到底为了什么而写？”钱夏把问题拋了回来。

钱夏心想：別一个劲地骂天骂地，如果林砚之提不出一个解决办法，那还不是空谈吗？

“写给天下苍生看！写给贩夫走卒、工人农民、青年学子看！”

林砚之都没提工农兵，作品脱离群眾，生怕版本超前，一下把钱夏给整死机了。

“写老百姓的苦、老百姓的难、老百姓的希望；写国家的危亡、民族的骨气、国人的自强；写最真实的生活、最鲜活的生命、写的是具体的人。”

“至於为了什么而写？为了唤醒民眾、团结国人、鼓舞志气；为了让文字不再是少数人的玩物；为了让中国人醒过来、站起来、强起来。

钱夏如遭雷击，呆在原地。

二十多年的学习被一席话全盘推翻，他仍有一丝不甘：“纵然你说得再好，一般百姓看不懂，那么你写的文章连个受眾都没有，怎么让他们醒过来？”

“所以要用简化字写，让更多人能够看，要用白话文来写，让更多的人懂得写的是什么。”

“用简化字写白话文？”钱夏觉得林砚之疯掉了。

“白话非我首创，简化字也早有前人提倡，不过是没人把两件事合在一起说透。简化字在民间一直畅通无阻，坊间帐本、唱本、药方、市井文书，俗体简字代代相传，北平不少白话报纸都有不少简化字。中华书局的创始人陆费逵1909年就在《教育杂誌》发表《普通教育当採用俗体字》公开主张：笔画少、易学习、应在学校推广简化字。2月的时候，政府还搞读音统一会，討论如何推进文字改革。”

“至於白话文，早在二十多年前，黄遵宪便倡言文一致。戊戌年，裘廷梁就主张：崇白话而废文言；梁启超办报，早已用俗语开民智。如今报刊杂誌绝大多数用的都是白话，你看如今还有多少人在读文言？便是你，也不时时抓著白话文消遣吗？既然能够消遣、能够让你们论战，为什么不能载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