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你我他 第二十一章 SH的诱惑

1989年的春天来得特別早。正月十五刚过，zs市的天气就热了起来，工地上的人们脱掉了厚外套，穿著单衣干活，还是热得满头大汗。周景熙已经在建筑工地上干了將近五个月，从秋天干到了春天。他的身体完全变了样——肩膀宽了，胳膊粗了，手掌上的老茧厚得像一层壳，指甲缝里永远嵌著洗不掉的水泥灰。他已经从一个瘦弱的读书人变成了一个结实的壮劳力，陈工头对他的態度也从最初的將就將就变成了真心的赏识，有时候甚至会把一些技术活交给他干，比如看图纸、算方量。周景熙高中那点数学底子，在工地上竟然派上了用场。

但周景熙心里清楚，他不想一辈子待在工地上。老刘头的话时常在他耳边迴响——“你读过书，不该来这里。”李哥的话也很有道理——“先攒钱，学技术，將来自己干。”他每个月给家里寄一百块，自己攒五十，五个月下来，手里存了將近三百块。三百块不算多，但在这个年代，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他开始琢磨，是去学一门手艺，还是攒够了钱回石桥村做点小生意。他甚至想过，要不要再考一次大学——但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就被他按了下去。他已经二十岁了，不能再让父亲为他卖命了。

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工地上来了一个sh市那边的人。

那人姓孙，叫孙大伟，是来zs市採购建筑材料的。他在工地上转了一圈，跟陈工头谈完生意，没事就跟工人们聊天。他四十来岁，穿著一件笔挺的西装，头髮梳得油光鋥亮，手腕上戴著一块亮闪闪的手錶，说话的时候喜欢夹著英文单词，什么“ok”“no problem”，听起来洋气得很。工人们都围著他，听他讲sh的故事。

“sh啊，你们没去过吧？”孙大伟坐在一堆红砖上，翘著二郎腿，眉飞色舞地说，“我跟你们讲，sh那是大地方，跟你们这儿不一样。你们这儿算什么？一个小城市，跟sh比，差远了。sh有长江，有外滩，有南港路，有淮河路。那高楼，几十层，你们见过吗？那马路，宽得能並排跑八辆车。那商店，什么都有，国外的名牌，你们见都没见过。”

工人们听得一愣一愣的，眼睛里全是羡慕。有人问：“孙老板，那边好找工作吗？”

“好找！太好找了！”孙大伟一拍大腿，“我跟你们讲，那边工地多得是，工资比这边高多了。你们在这边一天多少钱？”

“八块。”有人说。

“八块？”孙大伟撇了撇嘴，“在那边干工地，搬砖的一天至少十五块，技术工更高，二十块、三十块都有。你们要是肯去，我帮你们介绍，保底十五块，干得好还能加。”

十五块！工地上顿时炸了锅。一天十五块，一个月就是四百五，比在zs市多挣將近两百块。四百多块啊，在农村够一家人吃半年的了。

周景熙站在人群外面，听著孙大伟的话，心里也在算帐。一天十五块，一个月四百五，除去吃喝，能攒三百。干一年就是三千六，三千六能干多少事？可以给家里盖新房，可以供弟弟读完高中，可以攒够本钱去做小生意。他的心开始动了。

那天晚上，他翻来覆去睡不著，脑子里全是sh的影子。sh，那个只在课本上读过的城市，那个被称为“东方巴黎”的地方。外滩、南港路、洋场这些名字在他脑海里闪著光，像是一个遥远的、触不可及的梦。但现在，这个梦好像伸手就能够到了。十五块一天，比这边多七块。七块不多，但一天七块，一个月就是两百一，一年就是两千五。两千五，够他做很多事了。

他爬起来，从背包里摸出那个本子，在月光下写了一行字：

“sh，一天十五块。去还是不去？”

他盯著这行字看了很久，然后在下面写了两个字：“去！”

第二天，他去找陈工头辞工。陈工头正在指挥工人卸钢筋，听了他的话，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你想好了？那个姓孙的我不太放心，你们別被他骗了。”

“陈老板，我想好了。我想去sh闯一闯，多挣点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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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工头看了他一眼，没有再劝。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周景熙。“这是你的工资，我算好了，你拿著。到了上海，有什么不对的就回来，我这儿永远有你一口饭吃。”

周景熙接过信封，鼻子一酸。五个月了，陈工头虽然嘴上不饶人，但对他確实不错。他朝陈工头鞠了一躬，说：“陈老板，谢谢你。”

“谢什么？走吧，別在这儿婆婆妈妈的。”陈工头转过身，继续指挥工人干活，没有再看他。

周景熙回到住处收拾行李。他的东西不多，几件换洗的衣服，一双解放鞋，一条毛巾，一个搪瓷盆，还有那个视若珍宝的本子。他把这些东西塞进背包里，把攒下的三百块钱小心翼翼地用塑胶袋包好，塞进內衣口袋。老刘头和李哥来送他，老刘头拉著他的手说：“小伙子，上海是大地方，人多手杂，你小心点。”李哥拍了拍他的肩膀：“混好了別忘了我们。”

“不会的。”周景熙说，声音有些哽咽。

他背上背包，走出了工地。春天的阳光照在他身上，暖洋洋的。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把zs市的味道吸进肺里——水泥灰、汗臭味、大排档的油烟味——然后慢慢地吐出来。他要走了，去一个更远的地方，去一个他只在课本上见过的地方。

从zs市到sh市，要先坐汽车到gz，再从gz坐火车到sh。火车票要四十多块，他咬咬牙买了张硬座。火车是慢车，从gz到上sh要跑两天两夜。他坐在靠窗的位置，看著窗外的风景从南方的小桥流水变成平原上的麦田，从麦田变成工厂的烟囱，从烟囱变成越来越密集的高楼。越往北走，天气越凉，他把外套穿上，还是觉得冷。

两天两夜之后，火车终於到了sh市。

周景熙背著背包走出sh火车站，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火车站，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广场上人山人海，操著各种口音的人涌来涌去，像一条浑浊的河流。广场外面是高楼，一栋比一栋高，一栋比一栋气派。霓虹灯在暮色中闪烁，红的绿的蓝的黄的，把半边天都映亮了。马路上车流如织，喇叭声此起彼伏，远处传来轮船的汽笛声，低沉的，悠长的，像一头巨兽在低吼。

这就是sh。这就是他梦寐以求的sh。

他站在广场上，茫然四顾，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孙大伟说到了sh可以去找他，但他只留了一个传呼机的號码，没有留地址。他找了个公用电话亭，拨了那个號码，等了半天，没有人回。他又拨了一遍，还是没有人回。他站在电话亭里，手里攥著那枚硬幣，心里开始发慌。

他决定先找个地方住下来。广场附近有很多小旅馆，专门接待外地来的打工者。他找了一家最便宜的，一晚上五块钱。房间很小，只有一张床和一个床头柜，墙壁上刷著灰漆，窗户上糊著报纸。他把背包放下，躺在床上，脑子里乱糟糟的。孙大伟联繫不上，他该怎么办？明天去哪里找工作？

第二天一早，他出去找工作。sh確实比zs市大得多，机会也多得多。他沿著马路走，看到很多工地在施工，塔吊林立，脚手架密密麻麻的。他走进一个工地，找到工头，问要不要人。工头看了他一眼，问：“哪里人？”

“湖南的。”

“有暂住证吗？”

“没有。”

“没有暂住证不行。最近查得严，被查到要罚款的。你去办了暂住证再来。”

他又去了第二个工地、第三个工地、第四个工地。有的要暂住证，有的要本地人担保，有的要技术证书，有的看他没有工作经验就直接摇头。走了一天，十几个工地问下来，没有一个要他。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一个星期过去了，他还是没有找到工作。上海的机会確实多，但要求也多。他没有暂住证，没有担保人，没有技术证书，什么都没有。他只有一个高中毕业证和一身的力气。但在上海，力气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他开始慌了。口袋里的钱一天比一天少。来的时候有三百多块，买了火车票、住了旅馆、吃了饭，现在只剩两百出头。在上海，一天不吃不喝，光是住宿就要五块钱。照这个速度，他撑不了一个月。

第十天，他在火车站附近转悠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人。

那人三十来岁，穿著一件夹克衫，戴著一副墨镜，手里夹著一个公文包，看起来像个正经人。他在广场上站著，四处张望，像是在等人。看见周景熙走过来，他迎了上去，用一口带著上海腔的普通话问：“兄弟，找工作？”

周景熙心里一喜。“是的，你这里有工作？”

“有有有。”那人热情地拉著他的胳膊，“走，找个地方坐下来谈。”

他把周景熙带到广场旁边的一家小餐馆里，点了两碗阳春麵。周景熙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闻到麵条的香味，肚子咕咕地叫了起来。但他没有动筷子，而是看著那个人，等他说下去。

“兄弟，你是哪里人？”那人问。

“湖南的。”

“湖南好地方啊，毛主席的老乡。”那人笑了笑，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张名片，递过来。“我是xx劳务公司的，专门帮外地来的朋友介绍工作。你放心，我们是正规公司，有执照的。”

周景熙接过名片，上面印著“xx劳务服务公司业务经理王建国”几个字，还有一个电话號码。他看著那张名片，心里有些將信將疑。他在zs市的时候，听周海说过，有些劳务公司是骗人的，收了钱就不认帐。但他现在太需要一份工作了，任何一根稻草他都想抓住。

“王经理，有什么工作？”

“多得很！”王建国掰著手指头数，“建筑工地、电子厂、服装厂、搬运工、保安，什么都有。你想要什么样的？”

“建筑工地就行。我有经验，在zs市干了五个月。”

“建筑工地好啊，工资高。”王建国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本子，翻了翻，“正好，我一个朋友在浦东那边有个工地，缺人手。一天十五块，包吃包住，干不干？”

一天十五块，包吃包住。这个条件太好了，好得让周景熙不敢相信。“真的？”

“当然是真的。我跟你说，我们公司是正规的，不骗人。但是——”王建国话锋一转，表情变得严肃了一些，“我们要收一点中介费。毕竟我们要帮你联繫、跑腿，也是要花力气的。”

“多少？”

“不多，五十块。”

五十块。周景熙的心沉了一下。五十块对他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是他將近一个月的伙食费。但他转念一想，如果能找到一份一天十五块、包吃包住的工作，五十块很快就能挣回来。他犹豫了一下，从內衣口袋里掏出那包塑胶袋，小心翼翼地数出五十块钱，递给了王建国。

王建国接过钱，数了一遍，满意地笑了笑。“好，兄弟爽快。你放心，我明天就带你去工地。你住在哪里？”

“在火车站旁边的一家旅馆。”

“好，你明天早上八点在这里等我，我带你去。”

那天晚上，周景熙躺在旅馆的床上，心里既兴奋又不安。兴奋的是，他终於找到工作了，一天十五块，包吃包住，比在zs市强多了。不安的是，那个王建国总让他觉得有些不对劲。他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劲，就是一种直觉。他翻来覆去睡不著，最后安慰自己：也许是自己太多疑了，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

第二天早上七点半，他就到了那家小餐馆门口，等著王建国。八点，八点半，九点，王建国没有来。他站在门口等了两个小时，太阳升得老高，晒得他头晕眼花。他开始慌了，跑到公用电话亭，拨了名片上的电话。电话响了很久，没有人接。他又拨了一遍，还是没有人接。他连续拨了十几遍，始终没有人接。

他的脑子嗡的一声，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炸开了。他被骗了。那五十块钱，他辛辛苦苦在工地上扛了六天水泥挣来的五十块钱，就这么没了。他蹲在电话亭旁边，双手抱著头，浑身发抖。不是气的，是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像是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疼得他说不出话来。

他想起了在gz的那个夜晚，被人当成小偷绑在小黑屋里，被橡胶棍打得浑身是伤。现在，他又在sh被人骗了。这两个城市，一个给了他屈辱，一个给了他欺骗。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不行？是不是真的不该出来？是不是该回石桥村，老老实实地种地，一辈子待在那个小山村里，哪里都不去？

他蹲在电话亭旁边，蹲了很久。来来往往的人从他身边走过，有人看他一眼，有人连看都不看。在这个大都市里，一个蹲在地上的外地人，跟一块石头、一棵树没有什么区別。没有人会在乎他的遭遇，没有人会停下来问他一句“你怎么了”。他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可以被隨意欺骗和践踏的外来者。

不知道过了多久，他站了起来。腿麻了，眼前发黑，他扶著电话亭站了一会儿，等那阵眩晕过去。然后他走到广场上的一个水龙头旁边——这一次，他看了看四周，確认没有人在看他，才拧开水龙头，喝了几口水。水是凉的，有一股铁锈味，但喝下去之后，嗓子舒服了一些。

他坐在广场的台阶上，从背包里摸出那个本子。本子已经快用完了，只剩下最后几页。他拿起笔，手还在发抖，字写得歪歪扭扭的，但他还是写了下来：

“1989年3月，sh市。我被骗了五十块。那个人叫王建国，他说是劳务公司的，帮我介绍工作，一天十五块，包吃包住。我信了他，给了他五十块中介费。然后他就消失了。五十块，我在工地上扛了六天水泥才挣来的五十块，就这么没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来我。zs市好好的，有活干，有地方住，有陈工头、老刘头、李哥他们照应。我为什么要来sh市呢？就为了那个一天十五块的梦？现在梦碎了，钱没了，工作也没有找到。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回zs市？回石桥村？还是继续在sh待下去？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写完之后，他把本子合上，塞回背包里。他坐在台阶上，看著广场上人来人往，心里一片空白。太阳从东边移到了西边，影子从短变长，天色从亮变暗。他就那么坐著，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塑。

他想起了石桥村，想起了父亲母亲，想起了李觉。如果父亲知道他在这里被人骗了，会不会心疼那五十块钱？五十块钱，在村里够买一百斤大米了。母亲要是知道了，肯定又要哭。李觉呢？李觉会不会笑话他？笑话他一个读过高中的人，连这么简单的骗局都看不出来？

他想起了陈工头说的话——“那个姓孙的我不太放心。”陈工头不放心姓孙的，他却信了，来了sh。他想起老刘头说的话——“sh是大地方，人多手杂，你小心点。”他不小心，他太容易相信人了。他想起李哥说的话——“混好了別忘了我们。”他没有混好，他被骗了，他连自己都养不活。

天色完全黑了。广场上的灯亮了起来，昏黄的光照在他身上，照在他那张憔悴的、瘦削的脸上。他站起来，腿又麻了，他扶著台阶的扶手站了一会儿。然后他背上背包，慢慢地走出了广场。

他不知道该去哪里。旅馆的房费今天到期，他没有续钱，已经没有地方住了。他漫无目的地走在sh的马路上，走过霓虹闪烁的南港路，走过灯火通明的外滩，走过安静幽深的弄堂。sh的夜是繁华的，是热闹的，是灯红酒绿的，但这一切都跟他无关。他只是一个流浪者，一个在这个大都市里找不到位置的异乡人。

他走了一夜，从城西走到城东，从城东走回城西。天亮的时候，他站在大江边，看著江水缓缓地流。江水是浑的，跟家乡的溪水不一样，跟zs市的海水也不一样。它流得很慢，很稳，像是已经流了一千年，还要再流一千年。江面上有轮船驶过，汽笛声低沉的，悠长的，像是在诉说著什么。

他站在江边，想了很久。然后他做了一个决定——离开上sh。不是回zs市，也不是回石桥村，而是去hz市。他听人说过，hz是个好地方，风景好，人也和善，工作机会虽然不如sh多，但竞爭也小一些。他身上还有一百多块钱，够他去hz的路费和几天的生活费。

他转过身，离开了sh的大江边。走到火车站的时候，他买了一张去hz的火车票。火车票十几块钱，他犹豫了一下，还是买了。他不能再在sh待下去了，这个城市太大了，大到可以吞噬一个人的全部希望。他要去hz，去一个安静一点的地方，重新开始。

火车开动的时候，他靠著窗户，闭上了眼睛。窗外的风景从高楼变成平房，从平房变成农田，从农田变成山丘。sh在他的身后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地平线上的一个点。

他没有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