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你我他 第八章 青春期的迷惘

1984年的秋天，周景熙十五岁了。

十五岁是个奇怪的年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身体里像住著一头半睡半醒的野兽，有时候安静得像只猫，有时候又躁动得让人坐不住。周景熙的个子在这个夏天猛地躥了一大截，从一米五出头长到了一米六几，像一棵被春雨浇透了的竹子，拔节似的往上窜。但他的身体跟不上这个速度，人瘦得像根竹竿，胳膊细得能看见青色的血管，锁骨突出两道明显的棱，肩膀窄窄的，撑不起衣服。

他的声音也变了。以前清亮的童声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粗糲的、不太受控制的男声，说话的时候常常在中途突然拐个弯，变成一个滑稽的假音。每次这种时候，他都会脸红，赶紧咳嗽两声掩饰过去。王建军说他的声音像一只正在换毛的公鸡，“咯咯咯”地叫不完整。他听了想笑，但又笑不出来。

更让他不安的，是身体內部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变化。他发现自己开始注意一些以前从来不会注意的东西——比如班上女生们开始隆起的胸口，比如她们走路时臀部摆动的弧度，比如语文课代表林小燕扎马尾辫时露出的那一截白生生的后颈。这些发现让他既好奇又羞耻，像偷看了不该看的东西，心跳加速，手心出汗，脸上发烧。

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没有人告诉他。父亲周德厚是个沉默的人，从来不会跟他谈这些“私密”的话题；母亲刘桂兰倒是偶尔会说一句“你长大了，要注意卫生”，但也就到此为止了。学校里也没有这方面的教育，生理卫生课的那几页被老师跳过去不讲，让同学们“自己看”。他自己看了一些，但书上的字他都认识，连在一起就看不太懂了，只觉得云里雾里的，像隔著一层毛玻璃。

这种身体的躁动，加上学习上的瓶颈，让周景熙整个人都变得不对劲了。

他的成绩开始下滑。不是那种断崖式的下跌，而是一种缓慢的、温水煮青蛙式的退步。语文还是他的强项，作文依然是班上的范文，陈老师以前打的基础太扎实了，一时半会儿丟不掉。但数学和英语就不行了。数学从八十分掉到了七十分，又掉到了六十分，有时候甚至不及格。英语更惨，那些弯弯曲曲的字母和莫名其妙的语法规则像一团乱麻，他越是想理清楚，就越是理不清。

他开始逃课。

第一次逃课是个阴天的下午，最后一节是英语课。他坐在教室里，看著英语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一长串看不懂的句子，觉得脑子里像塞了一团湿棉花，又重又闷。老师让他站起来回答问题，他张了张嘴，一个单词都说不出来。教室里有人偷笑了一声，很轻，但他听见了。

“坐下吧。”英语老师的声音里没有责备，只有一种让人更难堪的失望。

下课铃响的时候，他没有跟王建军一起去食堂，而是背著书包从后门溜出了学校。他沿著镇子后面的那条小河走，一直走到镇子外面的一片树林里。树林里很安静，只有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和远处传来的鸟叫声。他找了一块石头坐下来，把书包扔在脚边，看著河水发呆。

河水是浑的，前几天下过雨，上游衝下来很多泥沙，水面上漂著几片落叶和一根树枝。他看著那根树枝在水里打转，被水流推著往前走，一会儿撞在石头上，一会儿被漩涡吸进去，挣扎几下又浮上来，继续往下游漂去。

他觉得自己就是那根树枝。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对学习失去了那种近乎本能的热情。以前读书是为了改变命运，为了替李觉读下去，为了不让父母失望。这些动力还在，但变得模糊了，像一张被水浸过的照片，轮廓还在，细节已经看不清了。他不知道读书到底是为了什么——考上高中又怎样？考上大学又怎样？就算真的像陈老师说的那样“成了作家”，又能怎样？父亲还在田里弯腰，母亲还在灶台前忙碌，李觉还在山上割松脂，一切都不会改变。

这种想法像一团灰色的雾气，笼罩著他，让他看不清前面的路。他想跟谁说说话，但不知道跟谁说。跟父亲说？父亲会沉默地抽一夜旱菸，然后第二天天不亮就去山上砍柴。跟母亲说？母亲会红了眼眶，说“你爸不容易”。跟李觉说？李觉比他更难，他不忍心把自己的烦恼再加到李觉身上。

他只能一个人待著，像现在这样，坐在河边，看著河水发呆。

那天他回到宿舍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王建军问他去了哪里，他说去镇子上买了点东西。王建军看了他一眼，没有追问，但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馒头递给他。“给你留的，食堂的馒头，还软著呢。”

周景熙接过馒头，咬了一口。馒头已经凉了，硬邦邦的，但嚼在嘴里有一股麦子的甜香。他吃著馒头，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感激、愧疚、羡慕、嫉妒，搅在一起，分不清是什么味道。他感激王建军的好意，愧疚自己不值得別人对他这么好，羡慕王建军可以活得这么轻鬆，嫉妒所有不用背负那么多期望的人。

第二次逃课是在一个星期之后。这一次他没有去河边，而是去了镇上的新华书店。书店不大，只有两排书架，但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他站在书架前，一本一本地翻看那些课外书——武侠小说、言情小说、连环画、杂誌，什么都有。他最喜欢看的是《故事会》和《读者文摘》，那些短小的故事和文章，不像课本那么枯燥，也不像名著那么深奥，刚刚好能填满他空虚的头脑。

他在书店里待了整整一个下午，直到天快黑了才离开。走的时候，他摸了摸口袋里的钱——那是母亲给他买笔记本的钱，两块五毛。他犹豫了一下，掏出一块八毛钱，买了一本《故事会》合订本。书很厚，封面上印著花花绿绿的图案，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他把书塞进书包里，像是藏了一个见不得人的秘密。

从那以后，逃课变成了他的习惯。不是每天都逃，而是一周逃一两次，每次都是英语课或者数学课。他不敢逃语文课，因为语文老师是很严厉的，而且他也真心喜欢语文，不想落下。但他逃的那些课，落下的东西越来越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到了后来，就算他想补也补不回来了。

他开始在课堂上睡觉。不是故意的，是真的困。晚上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在煤油灯下苦读课本，而是躲在被窝里打著手电筒看《故事会》或者从同学那里借来的武侠小说。金庸的、梁羽生的、古龙的，来者不拒，看得昏天黑地。那些刀光剑影、儿女情长的故事，比课本有意思多了。他可以整晚整晚地看，看到手电筒的电池用完，看到窗外泛起鱼肚白，然后在上课的时候趴在桌上呼呼大睡。

王建军推醒他的时候，他总是迷迷糊糊的，嘴角还掛著口水。王建军问他是不是生病了，他说没有，只是晚上没睡好。王建军不信，但也不多问，只是把自己的笔记推过来，让他抄。

周景熙看著王建军的笔记，字写得歪歪扭扭的，错別字连篇，但每一节课都记了，满满当当的，比他这个“好学生”认真多了。他心里一阵愧疚，但这种愧疚持续不了多久，就被下一本武侠小说衝散了。

期中考试的成绩出来的时候，周景熙傻眼了。

语文：85分。全班第三，还可以。

数学：52分。不及格。

英语：38分。全班倒数第五。

总分排名从上学期的全班第八，掉到了全班第二十八名。全班一共四十五个人，他掉到了中下游。

班主任刘志远把他叫到了办公室。刘老师坐在椅子上，面前摊著他的成绩单，上面用红笔画了几个圈，触目惊心的。他没有马上说话，而是看了周景熙很久，看得周景熙心里发毛。

“周景熙，”刘老师终於开口了，声音不重，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地上，“你给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周景熙低著头，看著自己的脚尖。那双解放鞋已经破得不能再破了，大脚趾从洞里伸出来，指甲盖又长又脏。他忽然觉得自己的脚趾头很丑，想把它缩回去，但鞋子就那么大的洞，缩不回去。

“我……最近状態不好。”他说。

“状態不好？”刘老师的声音提高了一些，“你知道你上学期还是班上的前八名吗？你知道你是有希望考中专的吗？你现在这个样子，別说中专，普通高中都悬！”

周景熙不说话。他知道刘老师说的是实话，但实话往往最难听。他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牴触——考中专又怎样？考上了又怎样？就算真的考上了，家里也不一定供得起。就算供得起，毕业了也不过是当个小学老师或者乡政府的小干部，一辈子待在这个小地方，跟父亲有什么区別？

这些话在他脑子里转了几圈，但没有说出口。他知道说出来会伤了刘老师的心，也会暴露自己內心的迷茫和软弱。

“你最近是不是在看不该看的书？”刘老师忽然问。

周景熙心里一紧，下意识地捂住了书包。这个动作出卖了他。刘老师站起来，走到他面前，伸手拿过他的书包，拉开拉链，把那本《故事会》合订本翻了出来。他翻了翻，又翻了翻，脸色越来越沉。

“这就是你不好好学习的理由？”刘老师把那本书扔在桌上，“周景熙，我对你很失望。”

“失望”两个字像一把刀，从周景熙的心口划过去，不是特別疼，但很深。他低著头，不说话，也不敢看刘老师的眼睛。

“书拿回去，”刘老师坐回椅子上，声音疲惫得像一个走了很远路的人，“但以后上课时间不许看。你要是再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就通知你家长。”

周景熙拿起那本《故事会》，塞进书包里，转身走出了办公室。他走在走廊上，阳光照在他身上，暖洋洋的，但他觉得冷。不是因为天气，是因为刘老师那句“我对你很失望”。他想起了以前刘老师对他说过的话——“你是块读书的料，別浪费了。”那时候刘老师的眼睛里有光，像陈老师一样，对他寄予了厚望。现在那道光灭了，取而代之的是失望和惋惜。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明明知道读书重要，明明知道自己身上背著多少期望，明明知道李觉还在等著他“替自己读下去”，但他就是提不起劲来。那种感觉很奇怪——不是懒惰，不是放弃，而是一种深深的、无法言说的迷惘，像是走在一条大雾瀰漫的路上，看不清前方是什么，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走下去。

周末回家的时候，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起成绩的事。刘桂兰问他学习怎么样，他说“还行”。周德厚没有说话，只是看了他一眼，那一眼里有询问，有担忧，但最终什么也没有问。

李觉来找他了。李觉又长高了一些，但还是瘦，瘦得像一根被风吹乾的树枝。他的手变粗了，指节突出，掌心有厚厚的茧子，指甲缝里嵌著洗不掉的泥巴。他穿著一件打著补丁的蓝布衫，脚上是一双塑料凉鞋，鞋带断了一根，用铁丝拧著凑合穿。

“景熙，你教我认字。”李觉说，手里拿著那本旧课本，翻到了某一页。“这个字念什么？”

周景熙看了一眼，是一个“路”字。他告诉李觉念“lu”，意思是道路、路途。

“『路』字怎么写？”李觉问。

周景熙拿起一根树枝，在地上写了一个“路”字。左边是一个“足”，右边是一个“各”。他一笔一画地写，写得很慢，很认真。

“『足』是脚的意思，『各』是各自的意思。”他解释说，“路就是脚各自走出来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不一样的路。”

李觉蹲在地上，盯著那个字看了很久。然后他也拿起一根树枝，在旁边的泥地上模仿著写了一遍。写得不太好，“足”字旁写得太宽，“各”字写得太小，整个字歪歪扭扭的，像一只站不稳的鸭子。

“我写得不好。”李觉有些不好意思。

“多练练就好了。”周景熙说，“我第一次写的时候比你还丑。”

李觉笑了笑，又写了一遍。这一次好一些了，字站得直了，笔画也顺了。他写完之后，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看著周景熙。

“景熙，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周景熙愣了一下。“什么？”

“我看你脸色不好，眼睛也没神。是不是在学校遇到什么事了？”

周景熙沉默了一会儿。他想说“没事”，但看著李觉那双真诚的、关切的眼睛，他说不出口。李觉比任何人都懂他，比任何人都能看穿他的偽装。

“我成绩掉了。”他说，声音低得像在做一件丟人的事情。“掉了很多。数学不及格，英语只有三十几分。”

李觉没有说话，只是看著他。那目光里没有责备，没有失望，只有一种安静的、不动声色的理解。

“我不知道怎么了，”周景熙继续说，越说越快，好像怕自己停下来就没有勇气说下去了，“我上课听不进去，晚上也不想看书，就想看那些乱七八糟的小说。我知道不应该，但我控制不住。我觉得……我觉得读书没什么意思。就算考上中专又怎样？就算考上大学又怎样？还不是要回来？还不是要在这个地方过一辈子？”

他说完了，胸口起伏著，像是刚跑完一场长跑。这些话憋在他心里很久了，今天终於说出来了，说给李觉听——一个连初中都没有上过的、在泥地里养鸭子的农村少年。

李觉沉默了很久。风吹过来，带著稻田里的水汽和远处炊烟的味道。太阳已经偏西了，影子被拉得很长，两个人的影子並排躺在地上，一个高一个矮，一个胖一个瘦。

“景熙，”李觉终於开口了，声音很平静，像一潭没有波纹的水，“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恨吗？”

周景熙摇摇头。

“因为我爸以前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人这辈子就像种地，你种什么，收什么。你偷懒不锄草，草就比你长得快；你捨不得施肥，地就瘦给你看。怨天尤人没有用，地不会因为你哭就多给你长两斤穀子。”

他顿了顿，看著远处连绵的山，继续说：“你现在的日子，比我的好过一百倍。你有书读，有老师教，有煤油灯照著。我呢？我想读书都读不了。我不是不想读，是读不起。你替我说过『替我读下去』，你说过的话，你不记得了？”

周景熙低著头，不说话。他的眼眶热了，鼻子酸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我不是怪你，”李觉的声音柔和了一些，“我只是觉得，你有的东西，是我做梦都想要的。你別把它丟了。丟了就捡不回来了。”

周景熙抬起头，看著李觉。夕阳照在他脸上，把他的轮廓镀上了一层金边。他的眼睛还是那么平静，但周景熙在那平静的下面看到了一种东西——不是愤怒，不是嫉妒，而是一种更深沉的、更厚重的感情。那是託付，是信任，是一个人把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交给了另一个人去做，然后站在一旁，默默地为他加油。

“李觉，”周景熙说，声音有些哑，“我会好好读的。我保证。”

李觉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他蹲下来，又在地上写了一个“路”字。这一次写得好多了，字跡工整，笔画流畅，比周景熙写的还好看。

“你看，”李觉站起来，指著那个字，“我写好了。”

周景熙看著地上的“路”字，忽然觉得这个字有了新的意义。路是脚走出来的，每个人的路都不一样。他的路是读书，李觉的路是养鸭、割松脂、打工。两条路不一样，但都是路，都要一步一步地走下去，不能停，不能回头。

那天晚上，周景熙把那些武侠小说和《故事会》全部锁进了抽屉里，把钥匙交给了刘桂兰。“妈，帮我把这些收起来，別让我看。”

刘桂兰接过钥匙，看了看他，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她把钥匙放在贴身的口袋里，然后去灶台上端了一碗热好的红薯稀饭给他。

“喝了早点睡，”她说，“明天还要回学校。”

周景熙端著碗，喝了一口稀饭。红薯很甜，稀饭很烫，从喉咙一直暖到胃里。他坐在桌前，看著窗外黑沉沉的夜色，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踏实。不是因为下了什么决心，而是因为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两个人永远不会对他失望——一个是他的母亲，一个是李觉。他不能让这两个人失望。

他把碗里的稀饭喝完，洗了碗，回到里屋，躺在弟弟旁边。周景阳已经睡著了，打著小小的鼾声，嘴角掛著一丝口水。他帮弟弟把被子盖好，然后闭上眼睛。

明天要早起，回学校，上课，补数学，背英语单词。路还很长，但总要一步一步地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