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道是,钱难赚,情难还,人在中间更难做。
1988年夏天,越前乡小王村“方台”上,王国平正又一次面临人情的拷问。此刻的他,双手不停地来回搓著,脸上满是尷尬。
“国平,你就不要为难老兄弟了。从小光著腚一块长起来,我知道你难,也不愿意催你。可为了这八百的承包费,我家门槛子都快让人家踏破了。”
村里的小包工头孙大脑袋撮著牙花子,看著王国平,语气中是要债的不耐烦。
国平端起茶壶,往碗里又续了茶,他没好意思抬头看孙大脑袋,沉声说道:
“军哥,你再宽限我两天,有钱了我直接送到你家里,不用你再往这里跑。”
“这话你、还有玉梅,都说了多少遍了,我来你就说等两天,你自个算算几个两天了。我能宽限你,但手底下那帮人宽限不了我啊。我咋个跟人家说?”
“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不用你催,我准给你。”
“行吧,丑话我可说到前头,你要再不给我,我可把你院里这些砖拉走顶帐!”
说罢,孙大脑袋喝完茶碗里的水,站起身来,衝著国平摆摆手,身影融入夜色中。
国平回到屋里,又坐到了椅子上,脑袋一阵阵发蒙。
他知道孙大脑袋也是被逼的没办法了,乡里乡亲的,谁愿意说狠话、得罪人,可谁让国平欠人家承包费大半年了呢。
为了盖这三间瓦房,王国平、马玉梅小两口把七大姑、八大姨能借的都借了,好不容易盖起了房子,可也欠了三千多元的外债。
在那个人均每月四五十元收入的80年代末,这是一笔巨款。
还债成为国平最紧迫的任务。
可用啥来还?
靠著自己每个月三十来块钱的工资,靠玉梅没日没夜给人家做衣服、编苇帘赚的二十来块手艺费。
想到这些,国平內心產生了一丝绝望,不行,不能这样,辞职做生意的念头再一次不可避免地从他脑海中冒出来。
忽然,摆钟“鐺”的响了一声,国平抬起头一看,9点了。这个时候的农村,晚上没啥娱乐项目,大多数人家到这个点该上床睡觉了。
国平连忙起身,他得把玉梅叫回来。
刚才玉梅看见孙大脑袋来,知道是来要帐的,领著腾翔去了王福林家串门,这会儿了还没回来,估计是不知道孙大脑袋走了。
他出了院门刚走几步,就看见玉梅抱著两岁的儿子腾翔,借著月光,深一脚、浅一脚的往这里走。
国平迎上去,从媳妇儿手里接过儿子,这会儿腾翔已经困的睁不开眼了。
玉梅见国平出来迎自己,不放心问了句。
“孙大脑袋走了?”
“嗯,走了,走了有一会了。”
“那你不去叫我,我在福林家待的都不好意思了,人家明天还要去赶集。”
“走神了,没看点。”
两人边说边进了屋,国平把腾翔放在里屋床上,给他脱了衣服,用毛巾被盖了下肚脐眼,等儿子睡熟了,这才关上里屋门到了外屋。
这会,玉梅已经在开始做衣服,缝纫机一会一停“噠噠噠”地响著。
国平走到架子旁编起苇帘,抬头看了眼玉梅,想和媳妇儿说说话,可不知道该说些啥。
他心里难受,不光是因为刚才孙大脑袋说的那些话,更是想到从结婚到现在,老婆孩子跟著自己没享过福,日子是一天天的难过。
腾翔天天白菜萝卜,一星点肉沫沫不见,营养跟不上,脑袋大、身子小,看著像个萝卜头。
玉梅没捨得让儿子断奶,到现在两周岁了每天还嘬两口。
国平结婚的时候,和父母住在老村一个院里。弟弟国立比他小三岁,也到了结婚的年龄。国平结婚不久,父母便在他耳边吹风,无非就是国立没地方结婚,你们和老的住一块也不合適,要盖自己的房子。
国平、玉梅禁不住老人的絮叨,咬牙把房子盖起来,今年开春刚搬过来。
房子盖起来了,债也欠下了,就出现了开头孙大脑袋来要债那一幕。
国平一边想著这些事,一边心不在焉的编著苇帘。
玉梅瞥见丈夫的模样,既心疼,又不禁埋怨起公公婆婆。
“你说咱为啥非要盖这个屋?再缓几年盖又不是不行。你爹娘逼著咱盖房子,给国立空地方娶媳妇,可没管过我们死活。”
国平听到媳妇的话,手底下的活没停,抬起头。
“房子这不是盖起来了么?再说,我是当哥的,总不能看著兄弟不成人。”
他知道这个理由在媳妇那牵强,越说声音越低。
不出所料,玉梅的火气腾的一下子就起来了,声音拔高了几度:“是,房子盖起来了,可这是三千块钱。三千块钱啊,咱用啥还?你爹娘愿意了,你兄弟也成人了,可谁管咱们?谁替咱还帐?都得咱自己还。”
国平听著妻子的话,他知道玉梅心里委屈,他心里也委屈,可这委屈他只能自己咽下去。
按这地方的习惯,小两口盖房子,父母是要支持的。可这个支持,放在不同的家庭,力度就不一样了。
拿福林来说,他盖三间瓦房,父母给了三千,媳妇大叶从娘家拿了两千,盖完房子一分钱的外债没有。
到了国平这里,就不一样了,国平的父母给了一千,玉梅娘家给了五百,剩下的全是小两口借的,两家从起步开始底子就打得不一样。
他俩因为这事,已经吵了不知道多少次了。此时,灯光因电压不稳闪了下,玉梅赌气的不再说话,国平也不知道再说些啥。
等到摆钟又响了两次,国平知道已经11点了,再不睡耽误明天上班了。
“睡觉吧,不早了。”
玉梅听到丈夫的话,也停下了手里的活。
两口子躺在床上,听著儿子均匀的呼声。不知道过了多久,国平转过头,看向玉梅,他知道玉梅也没睡著。
“我不想在酒厂干这个破临时工了,没啥指望。”
听到丈夫的话,玉梅心里一惊,直接坐了起来。
“你疯了,就算是临时工,那也是酒厂的临时工,咱娘托舅舅好不容易才进去。”
“不辞职,光靠这点死工资,还个债都得猴年马月,更被说过上好日子了。”
玉梅一看丈夫这个样,知道是刚才自己的话刺激到他了。
“我刚才说的也是气话,帐咱慢慢还就行。再说,舅不是还准备找找人,要给你转正吗?”
国平摇摇头,“啥转正啊,能把我弄进去干临时工,就用了他不少人情。给我转正这个事,他办不了。”
“就算转不了正,也是个稳定的活。你辞职了,咱能去干啥?指望咱三这两亩四分地么?”
“辞职这个事,我想了很久了。从爹娘让咱们盖房子开始,我就有这心了。”
国平顿了顿,“你不知道,这两年酒厂的效益一直下滑,我到仓库去,看到积压的货不少。听奎礼说,现在是一天不如一天。”
玉梅知道这话从奎礼嘴里说出来,大概是真的。
奎礼是舅舅的儿子,大前年接了舅舅的班,直接分到调酒室,挨著厂里领导们近,听到的都是可靠消息。
“再说了,从结婚到现在,爹娘让我从化工厂辞职、我就辞了职,让我进酒厂、我就进了酒厂,让我盖房子、我就盖了房子,可咱们的难处,到现在了谁能帮帮咱?我也有自己的路,我不想让你们跟著我受苦!”
最后一句话,国平几乎是咬著牙说出来的。
听著丈夫的话,玉梅的双眼也模糊起来,她也知道自己的日子过得苦,更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得持续多久。
她就是觉得,酒厂这工作稳当,可她没想到丈夫为了辞职这个事想了这么多。
国平看出妻子的顾虑,长舒了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我在酒厂,天天三班倒,累死累活的,一个月也就三十块钱。你赶集做衣裳,再编点帘子,赚的也不比我少。这说明啥,说明在酒厂守著这点工资没指望。”
“你是不知道,我们车间的肖明洪,从厂里不干了,在城关商贸城开了个门头,一年,就一年,赚了五千,你是不知道上次他回厂里请我们吃饭那气派劲。”
国平越说越激动,他也坐了起来,边说边衝著玉梅比画。
“我想了,做生意,选对了买卖,三年,甚至用不了三年,就能把帐还上。”
见丈夫下定了决心,玉梅忍不住泼了冷水。
“可要是赔了呢?”
“我都穷成这样了,还能赔到哪里去,无非就是赔了裤衩子光著腚。再说,一开始从小买卖开始干,干大的也没有那本钱。”
“现在不让你光腚,先琢磨琢磨咋过了孙大脑袋这关吧。让人家再等两天,这话我可说不出嘴了。”
玉梅说罢躺下,转过身去,不再搭理国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