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德国当文豪 第七章 论偏见

“当然不能一下子解决，但至少——”

“至少什么？“赫尔岑打断了维托尔德的话，“至少可以让更多人死去？至少可以让更多家庭破碎？至少可以让仇恨在下一代人心中继续生根发芽？”

维托尔德的脸色变了。

“赫尔岑，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赫尔岑站了起来，“你们一直在谈论压迫，谈论反抗，谈论流血牺牲，但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些悲剧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根源？”卡尔推了推眼镜，“当然是专制，是暴政，是——”

“不，”赫尔岑摇了摇头，“专制和暴政只是结果，不是原因。真正的原因，是群眾的漠视和偏见。”

这话一出，客厅里好几个人都皱起了眉头。

“漠视和偏见？”托马不解地重复了一遍。

“对，漠视和偏见，”赫尔岑的越说越激动，“我前几天读了一个朋友写的故事，讲的是波希米亚一个小镇上的事——一个斯洛伐克工匠被德意志邻居诬陷偷了怀表，然后被法庭判了有罪，最后死在了苦役营里。”

“然后呢？”萨佐诺夫问。

“然后什么都没有发生，”赫尔岑摊开双手，“镇上的人知道他是冤枉的，但没有人站出来说话。不是因为他们害怕，而是因为他们不在乎。一个斯洛伐克的死活，跟他们有什么关係呢？他又不是德意志人。”

客厅里安静了几秒。

“这就是偏见啊，”赫尔岑继续说道，“偏见让一群人觉得另一群人的苦难与自己无关。而漠视，则是明知不公正却选择沉默。你们想想，那个斯洛伐克工匠为什么会死？不是因为法官特別残忍，不是因为陪审团特別邪恶，而是因为整个小镇的人，那些普通的、甚至算得上善良的人，都觉得一个斯洛伐克人受苦是理所当然的事。”

“你这话说的跟，这跟民族独立和自由有什么关係？”维托尔德的语气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当然有关係，”赫尔岑转过身，直视著维托尔德，“你想想，如果那个小镇上的德意志人从一开始就把斯洛伐克当作平等的人来对待，如果他们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姓氏就认定他是小偷，如果他们在法庭上愿意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那场悲剧还会发生吗？”

维托尔德没有回答。

“再往大了说，”赫尔岑的语速加快了，“如果奥地利帝国从一开始就把斯洛伐克、匈牙利人、波兰人、克罗埃西亚人当作平等的公民来对待，如果维也纳的法庭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如果布拉格的学校也教捷克语，如果佩斯的议会也能用匈牙利语辩论——那还会有那么多人冒著生命危险去起义吗？”

“你太天真了，”维托尔德终於忍不住了，他猛地站起身来，“你以为维也纳会主动给我们平等？他们连让我们说自己的语言都不愿意！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连用母语写一封信都要经过审查！”

“我没有说维也纳会主动，”赫尔岑平静地说，“我说的是——问题的根源不在维也纳的宫廷里，而在每一个普通人的心里。”

“那你的意思是，”卡尔也站了起来，脸色不太好看，“我们不应该反抗？我们应该等著偏见自己消失？”

“我没有说不应该反抗....”

“你就是在说这个！”维托尔德的声音提高了，“你现在坐在伦敦的咖啡馆里，喝著红酒，告诉我们问题出在群眾的偏见上？亚歷山大，你知道我的朋友在华沙是怎么死的吗？他才不是死於偏见，他是死於俄国人的炮弹！”

“我知道，但你想过没有，为什么俄国人可以毫无顾忌地向华沙开炮？因为对普通的俄国人来说，波兰人的死活跟他们没有关係，这就是偏见。如果每一个俄国人都把波兰人当作自己的兄弟，沙皇还敢下那个命令吗？”

“那是不可能的！”维托尔德几乎是在吼了，“俄国人不可能把波兰人当兄弟！”

“为什么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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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岑向前走了一步，额头顶在维托尔德的额头上。

“为什么不可能？因为偏见是天生的？因为民族之间的仇恨是无法消解的？因为人天生就要分出我们和他们？”他摇了摇头，“不，偏见不是天生的，偏见是教出来的。既然可以教出来，就可以被改变。”

“那需要多长时间？”一旁的卡尔讽刺地问，“一百年？两百年？在我们等待偏见消失的这段时间里，还要有多少人去死？”

赫尔岑不知道该怎么回话。

他知道卡尔说得没有错，改变偏见需要时间，而在这些时间里，还会有无数的人受苦死去，但仅仅依靠起义和流血，换来的也只是新的压迫。

法国大革命推翻了国王，迎来了拿破崙，1848年的革命赶走了梅特涅，换来的不过是新的专制，波兰人起义了三次，而每一次失败都让仇恨更深了一层。

“我不知道需要多长时间，”赫尔岑声音低了下来，“但我知道一件事，如果我们只想著用暴力推翻压迫者，而不去改变產生压迫的土壤，那我们推翻的只是一个暴君，换来的是另一个暴君。”

“產生压迫的土壤？”埃米尔皱著眉，“你是指什么？”

“偏见，”赫尔岑说，“是偏见让一个奥地利人觉得匈牙利人低人一等；是偏见让一个俄国人觉得波兰人不配拥有自己的国家；是偏见让一个英国人觉得爱尔兰人天生就该挨饿。只要这种偏见存在一天，不管你推翻多少个暴君，新的压迫都会像野草一样长出来。”

维托尔德重重地坐了回去，双手抱在胸前，脸上的表情像是在忍受什么。

“所以你的意思是，”他咬著牙说，“我们波兰人爭取独立的斗爭，跟偏见是一回事？”

“我没有这么说....”

“你就是这个意思！”维托尔德猛地拍了一下桌子，“你把我们的独立运动跟那些压迫者的偏见混为一谈，好像我们爭取自由也是在製造仇恨一样！”

“我说的不是你们的独立运动，”赫尔岑试图解释，“我说的是。”

“你说的就是！”另一个声音插了进来，是一个叫做拉约什的匈牙利人，“赫尔岑先生，你坐在伦敦的安全地带，告诉我们暴力反抗是错的，告诉我们应该去改变偏见，可是当奥地利的炮弹落在佩斯的时候，能保护我的家人吗？”

赫尔岑张了张嘴，但没有说出话来。

拉约什站了起来，走到赫尔岑面前，声音在发抖。

“我的兄弟死在了维也纳的绞刑架上，我的姐姐在逃亡的路上被哥萨克骑兵追上，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她是死是活，你告诉我，我应该去改变他们的偏见？”

咖啡馆里一片死寂。

赫尔岑看著拉约什通红的眼睛，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问题在於，他们说的根本就不是同一件事，维托尔德和拉约什在谈论的是当下的生存，而赫尔岑在谈论的是长远的改变。

两者並不矛盾，但在情绪激动的时刻，没有人愿意听对方把话说完。

奥加辽夫看出了局面正在失控，连忙站起来打圆场。

“先生们，先生们，大家冷静一下，”他举起酒瓶，“酒都快喝完了，再来一瓶？”

维托尔德拿起自己的大衣，头也不回地朝门口走去，拉约什犹豫了一下，也跟著站了起来。

“维托尔德！”赫尔岑叫了一声。

波兰人在门口停下了脚步，但没有回头。

“你说的没错，偏见不是一天能改变的，”赫尔岑的声音很轻，“但如果连改变偏见的勇气都没有，那我们跟那些沉默的旁观者又有什么区別？”

维托尔德没有回答，推开门走了出去。

夜风从门缝里灌进来，壁炉里的火苗晃了晃。

赫尔岑站在原地，看著那扇关上的门，久久没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