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德国当文豪 第五章 《杀死一只知更鸟》

赫尔岑低头看了起来。

理察靠在床头，给自己又倒了一杯伏特加，看著赫尔岑的眉头从舒展到微蹙，再到渐渐拧成一团。

“你这段开头写的是什么地方？”赫尔岑抬起头。

“波希米亚南部的一个小镇，”理察说，“一个德意志人和斯洛伐克人混居的小镇。”

“波希米亚......”赫尔岑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继续念。”

理察接过稿纸，借著壁炉的余光念了起来：

“拉德尼采是一个乏味的小镇。说它乏味，並不是因为它比波希米亚的其他小镇更穷或者更脏，而是因为这里的人从出生到死亡，一切都已经被安排好了。德意志人住在镇子东边的砖房里，斯洛伐克人住在西边的木屋里，中间隔著一条不到三尺宽的水沟，却比多瑙河还要难以逾越。镇上唯一的学校只教德语，唯一的教堂只唱德语讚美诗，唯一的酒馆也只接待德意志客人——儘管端酒的和扫地的都是斯洛伐克人。”

赫尔岑听到这里，轻轻嗯了一声。

理察继续念：

“我们的邻居舒尔茨先生是镇上的文书，他有一个女儿叫安娜，还有一条叫弗里茨的狗。弗里茨是一条很老的狗，每天趴在门廊下面晒太阳，对谁都摇尾巴。但镇上的人说，弗里茨只对德意志人摇尾巴，对斯洛伐克人只会齜牙。我不確定这是不是真的，因为我不太懂狗的语言，但我確定的是，舒尔茨先生对斯洛伐克人確实只会齜牙。”

赫尔岑忍不住笑了一声。

“这个开头不错，“他说，“用孩子的视角来写偏见。”

理察翻到下一页：

“事情是从那年秋天开始的。舒尔茨先生家丟了一只银怀表，那是他父亲留给他的，据说是维也纳的工匠打的，表盖上还刻著双头鹰的纹章。舒尔茨先生发了疯似的到处找，翻遍了家里的每一个角落，连弗里茨的狗窝都搜了一遍，但怀表就像长了翅膀一样凭空消失了。然后他想起了一件事——那天上午，斯洛伐克人扬·诺瓦克来他家修过屋顶。”

“扬·诺瓦克是我们镇上最好的工匠，他的手艺是从他父亲那里学来的，他父亲又是从他祖父那里学来的。他们家三代人给镇上所有的德意志人修过屋顶，没有一户人家的烟囱是他们没有碰过的。但舒尔茨先生说，一定是扬偷了怀表，因为斯洛伐克人都是小偷。”

理察念到这里停了下来。

赫尔岑的表情已经变了。

“继续。”他的声音低沉了下来。

“审判是在镇上的市政厅举行的。说是审判，其实不过是舒尔茨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坐在长桌的一边，扬·诺瓦克孤零零地站在另一边。为扬辩护的是从布拉格来的一位年轻律师，他穿著一件不太合身的黑色外套，说话的时候总是推一推鼻樑上的眼镜，看起来跟这个小镇格格不入。”

“检察官问扬：诺瓦克先生，案发当天你是否进入了舒尔茨先生的住宅？

扬回答：是的，先生，我去修屋顶。检察官又问：你是否进入了舒尔茨先生的臥室？

扬说：没有，先生，我一直在阁楼上。舒尔茨先生站起来说：他撒谎！我亲眼看到他从臥室的方向走出来！”

“没有人质疑舒尔茨先生的证词，没有人问，一个正在阁楼上修屋顶的工匠，为什么要走进主人的臥室。没有人问，舒尔茨先生当时是否真的在看他所说的那个方向。没有人问任何问题，因为答案从一开始就已经確定了，一个斯洛伐克人，在一个德意志人家里，丟了一件值钱的东西，那还能是谁干的呢？”

赫尔岑放下了手中的酒杯。

“理察，”他缓缓说道，“你写的这个......不只是波希米亚的故事吧？”

理察没有正面回答。

“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跟俄国的农奴制是一回事，不同的只是名字——你们叫他们斯洛伐克人，我们叫他们农奴，但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一群人决定了另一群人不配拥有公正。”

理察又翻了一页。

“你还没听到最重要的部分。”

他声情並茂地念道，仿佛是在表演节目。

“我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並不坚信我们的法庭和我们的陪审制度完美无缺、公正无私。先生们，法庭不会比坐在我面前的任何一位陪审团成员更公正，法庭只能和它的陪审团一样完善。我对诸位先生充满信心，相信你们会用理性的眼光重新审查你们听到的证词，做出一个公正的裁决，让被告和家人团聚，以上帝的名义，尽你们的职责吧！”

“如果陪审团的结论是有罪，他们对被告连一眼也不会看。当陪审员进来的时候，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把目光投向扬·诺瓦克。法官逐一询问每个陪审员对裁决的意见：『有罪.....有罪......有罪....有罪』”

理察念完这些之后，房间里陷入了沉默。

壁炉里的火已经快要灭了，只剩下几块木炭发出微弱的红光。

过了好一会儿，赫尔岑才开口。

“然后呢？”

理察翻到下一页，继续念：

“扬·诺瓦克被判了三年苦役。宣判的那天，他的妻子站在法庭外面，怀里抱著他们最小的孩子，什么话也没有说。舒尔茨先生从法庭里走出来的时候，路过她身边，甚至还朝她点了点头，就像路过一个不相干的陌生人。”

“后来我听父亲说，那只银怀表其实从来没有丟过。舒尔茨先生的女儿安娜告诉我，怀表一直都在她父亲的书桌抽屉里，只是他忘了放在哪里。但没有人会为扬·诺瓦克翻案，因为一个斯洛伐克人的三年苦役，不值得让一个德意志文书承认自己弄丟了东西。”

“那年冬天特別冷，扬在苦役营里染了病，没能撑到来年开春。他的妻子带著三个孩子离开了拉德尼采，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镇上的人很快忘记了扬·诺瓦克这个人，就像忘记了一场无关紧要的雨。”

“但安娜记得，我也记得。”

“我记得那个秋天的下午，扬·诺瓦克站在法庭上，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粗糙的手上，那双手修过镇上每一户人家的屋顶，却没有办法为自己撑起一片遮风挡雨的瓦片。”

理察念到这里停了下来，翻到最后一页。

“我后来问父亲，为什么好人会受苦？父亲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因为这个世界还没有好到让好人不受苦的程度。”

“我又问：那我们能做什么？”

“父亲说：至少不要成为让好人受苦的人。”

“然后他走到窗边，望著院子里那棵老榆树，又说了一句。他说：理夏德，你知道吗，杀死一只知更鸟也是一种罪过。”

“我问：为什么。”

“他说：因为知更鸟什么坏事都不做，它不吃人们种的庄稼，不毁人们的穀仓，它只是尽情地为我们唱歌，而人们却要杀死它——这才是最大的罪过。”

理察念完了最后一页，將稿纸放在膝盖上。

房间里安静了很久。

赫尔岑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那双眼睛盯著壁炉里快要熄灭的炭火，像是在看什么很远很远的东西。

理察没有打扰他，只是默默地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伏特加已经喝到第三瓶了。

“理察。”

赫尔岑的声音把他从思绪中拉了回来。

俄国人站了起来，把稿纸从理察膝盖上拿过去，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这一次他没有出声，只是嘴唇微微翕动，无声地跟著文字一行一行地读。

理察看著他翻页的手指，忽然有些紧张。

他写这篇东西的时候，並没有想那么多。他只是想把前世读过的那个故事用自己的方式重新讲一遍，把美国南方的种族歧视换成奥地利帝国的民族歧视，把黑人换成斯洛伐克人，把白人换成德意志人。

维也纳的宫廷说著德语，维也纳的法律用德语写著，维也纳的军队也唱著德语，而这个帝国里超过一半的人根本不会说德语。

赫尔岑的声音有些沙哑，“我的作品，读者读完以后可能会感到愤怒，但你的读者读完以后会说不出话来。毕竟愤怒可以发泄，可以遗忘，但沉默不行，一个人一旦沉默了，他就再也无法假装自己不知道。”

他停顿了一下，像是在斟酌措辞。

“你让读者不得不承认，他们自己就是旁听席上那些鼓掌的人。每一个人读到陪审团做出裁决的时候，都会觉得那是不公正的，但如果你问他们——如果你当时坐在那个法庭里，你会站出来说话吗？“

赫尔岑摇了摇头。

“没有人会。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寧愿做一个沉默的旁观者，也不愿做一个孤独的反对者。你的故事逼著他们面对这一点，这才是最残忍的地方。”

理察端著酒杯，没有接话。

赫尔岑走到他面前，把那叠皱巴巴的稿纸郑重地放在他手上。

“理察，这本书应该出版。”

“出版？”

“对，出版，”赫尔岑的语气不容置疑，“不只是为了奥地利人，也是为了俄国人，为了所有那些在沉默中旁观的人。这本书虽然写的是波希米亚的小镇，但它说的每一句话都適用於圣彼得堡的法庭、巴黎的沙龙、和伦敦的议会之中。”

他看著理察的眼睛。

“你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它。”